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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圣敏:费孝通先生——民族学发展的指路人


在费孝通先生逝世一周年的纪念会上,香港中文大学金耀基教授回顾费老的贡献时,曾很感慨地说:“中国社会学何幸而有费孝通。”今天,回顾费老与民族学的关系,我们也要说,中国民族学何幸而有费孝通。因为近几十年来,在我国民族学的学科发展之路上,费孝通先生始终是一位旗手、一位舵手、一位指路人。


早在上个世纪30年代,费孝通先生第一次深入社会调查,就从少数民族的研究入手,1935年他就出版了民族学研究的著作《花篮瑶社会组织》。自那以后,中国各少数民族就成了他研究的重点。1951年费老任中央民族学院副院长以后,他在民族学院工作生活了近三十年之久,直至病逝,中国各少数民族的命运和发展一直是他时刻关注的焦点。他在90高龄时曾说:“我算得上是一名老民族工作者,建国后一段时间还有幸参与民族工作一些大的活动,在这以后,民族研究一直是下功夫下得最多的学术领域。”①


民族学与社会学都是20世纪以后自西方传来的。为了将这些西方产生的理论和方法应用于中国社会和民族的研究,早在20世纪30年代,费孝通先生的老师吴文藻先生就提出了将这几个学科“中国化”的任务。他说:必须建立“植根于中国土壤之上”的社会学、民族学和人类学,使这些传自西方的人文科学“彻底中国化”。吴文藻先生还提出了这三个相近学科相结合的主张。自那以后的七十多年来,在本土的研究中实现“中国化”,并且将三个学科的理论方法相结合,就成了中国学者努力奋斗探索的目标。


但是,如何实现中国化,学者们往往有不同的主张。在七十多年的奋斗和探索中,费孝通先生像一位旗手,一直走在学科发展的前沿。他毕生致力于认识中国和改造中国。如果我们简单浏览一下费孝通先生一生的大事年表,那么就会发现,自20世纪30年代至2005年病逝的近七十年中,他的大部分时间和精力都用在对中国基层社会特别是少数民族地区的实地调查上。如:30年代的广西大瑶山,40年代到云南三村,50年代初,他作为中央民族访问团的副团长赴贵州、广西等少数民族地区调查,又先后赴内蒙古、福建等地调查。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他开始了第二次学术生命,又先后赴新疆、宁夏、贵州、甘肃、青海、内蒙古、广西、陕西等少数民族地区调查,“行行重行行”,没有一年停顿。他两次访问云南三村,两次访问呼伦贝尔鄂伦春、鄂温克聚居区,三访赤峰和温州,五访大瑶山,七访定西,二十几次访问江村。
七十多年来,他就是通过对中国社会这种广泛而深入的实地调查来认识社会,追踪社会的发展动向。同时,他用自己的行动,为民族学界和社会学界作出了榜样。他告诉我们,真知来源于实地调查,没有对中国社会的深入调查而空谈民族学与社会学的理论,是没有意义的,也不可能实现这两个学科的中国化。


通过深入的社会调查,费先生发表了大量对中国社会,特别是对中国少数民族研究的成果,并就小城镇问题、人口较少民族问题、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等方面提出具有指导意义的理论。他的研究,不仅在中国和国际学术界卓有影响,特别重要的是还对中国社会和各民族的发展都起到了推动的作用。


费孝通先生用这些行动告诉我们,从事学术研究,要不拘一格,不闭门造车,要重实地调查。他的研究,从来不局限于某一学科的理论或方法。他认为,从事研究的最高目的,是为国家、为社会、为少数民族的发展服务,在这些研究中,无论社会学、人类学还是民族学,都只是一种工具。他说:“我们研究各民族的社会历史的目的是在帮助各民族发展起来,而在研究过程中我们需要比较社会学的知识和社会发展一般规律的理论作为我们分析具体社会的工具,这就是说,我们的理论是和实际相结合的。我们并不是为了解而了解,为提出一些理论而去研究,我们是为了实际的目的,为了少数民族进行社会改革提供科学的事实根据和符合少数民族利益的意见。”也就是说,费先生认为,我们从事学术研究的最高目的,不是学科的理论、学科的发展,而是应用,是认识社会、服务社会、改造社会。


这就是费孝通先生所主张的民族学、社会学和人类学的中国本土化。正是出于这样的目标,他一直有宽广的胸襟,反对搞小圈子。他说:“要开创一个新的学风,实事求是、互相学习的学风,不搞门户之见。”他说这三个学科是一个集团,三科并立,可以各有重点,又互相交叉。在国际学术界,费孝通先生被公认是一位卓越的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和民族学家。他的数十部专著,已成为这几个学科永恒的财富。台湾世新大学乔健教授最近撰文称,费孝通先生是国际人类学、社会学或者综合地来说是文化理论的世界级大师之一。他认为这样的大师共有12位,包括马林诺夫斯基、拉德克利夫•布朗、列维—斯特劳斯、玛格丽特米德、本尼迪克特、萨林斯等人,其中华人学者有两位,除了费孝通之外,还有一位是在美国的许?光先生。他认为费孝通先生创建了民族学、社会学的新学派———历史功能学派。其实,十几年前,学界对费孝通先生的评价曾经纷纷扰扰,不尽相同,主要的争议是他到底是社会学家还是民族学家,是学者还是政治人物。今天,当费先生已进入了永恒的历史,我们可以在其身后来观察他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他本人其实比所有这些评论者站得更高。他毕生孜孜以求的最高目标其实并不是学术的成就,而是以自己的一技之长为国家、为社会、为人民服务。


几十年来,中国民族学界沿着费孝通先生指引的这条道路前进,在认识社会、服务社会和改造社会的道路上取得了很多可喜的进步。2004年10月21日,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学习会上的讲话中提出,全党都要学习社会学、民族学、人类学的知识。②这代表了国家和社会对我们的这几个学科几十年来研究成果的肯定。
让我们继承费孝通先生服务国家、服务社会的传统,继续沿着费孝通先生指引的学科发展之路,为国家、社会,为少数民族的发展而努力。

[收稿日期]2006-11-13
[作者简介]杨圣敏(1951~ ),男,回族,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院长、教
授,博士生导师。北京100081


①乔健.试说费孝通的历史功能论[J].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06,(6).
②见2004年10月22日《人民日报》第一版相关报道。
 


西北民族研究2007年第1期(总第5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