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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希原:发现社会生活的阶序逻辑——路易?杜蒙和他的《阶序人》

    夏希原   原载《社会学研究》2008年05期

路易?杜蒙是一位至今还没有被我国学界所重视的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同时他也是一位印度学家。印度是他多年的田野地点,而且他有关印度研究的著作《阶序人: 卡斯特体系及其衍生现象》(Dumont ,1966) 、《南部印度的一个次卡斯特》(Dumont ,1957) 等在这个领域有着重要地位。其中,《阶序人》最为著名,它可以被看作杜蒙后续研究及其思想立场的出发点,是理解他后来的文章,如《论个体主义:对现代意识形态的人类学观点》(Dumont ,1983) 的基础。总的来说,杜蒙集中研究不同社会的“意识形态”,他用这个术语所定义的范畴涉及了许多学术界长期关注的现代观念,但他所选取的是人类学式的、从他者的眼光来反观自己社会的迂回策略。《阶序人》在这方面尤为典型,并且显示出了这种方法的优势,从而成为杜蒙自己所有研究的基础,也是我们了解他思想的起点。

该书的副标题“卡斯特体系及其衍生现象”透露出了它的主要研究内容,同时,杜蒙凭借这种人类学研究对社会学理论的思考及对西方社会的反思也值得我们探究。为了便于理解,本文遵循以下的安排:首先探讨杜蒙的基本立场及其研究方法,再介绍其对印度的具体研究,最后回到理论思考,进一步理解他的理论观点。

一、“慈悲圣母的斗篷”:立论与方法

(一) 立论

作为莫斯的学生,杜蒙深深地以法国社会学传统为荣。处在以平等主义和个体主义为核心价值的西方社会,杜蒙抱持的看法是,任何人的思想与观念都与社会紧密相连,都是对社会观念的分享,或为其所规训。就这一点来说,强调个体的西方观点也不例外,只是它容易忘记自己的社会来源。“把我们自己视为一个一个的个人这样的观点,是学习而来的,并不是天生的。归根结底这个观点是我们生活于其中的社会加在我们身上,替我们规定的”(杜蒙,1992 :62) 。所以,杜蒙相信,社会学的一个主要工作正是聚焦于这种常被人忘却的社会性“, 把人视为是从一个特殊的集体人性(也就是一个社会) 露出的一粒粒相当独立的树芽”(杜蒙,1992 :58) ,因为很难想象,如果人的观念脱离了社会,那么除了“思考的潜能”,它还能有什么。人的行动依托其观念,这些观念虽有其个人的发挥,但永远也脱离不了作为基础的社会范畴,这些范畴通过语言表达出来,从而与思想紧密联系在一起。

这正是对法国社会学传统的秉承,同时也令我们联想到涂尔干,这一派社会学方法的开辟者。杜蒙对人的思想之社会性的强调使我们联想到涂尔干的“集体意识”观点。杜蒙自己也曾这样评论:“法国社会学的最大优点在于坚决主张社会存在于每个人的心中,这是它主智主义所造成的结果。涂尔干不得不以‘集体表征’,甚至以‘集体意识’来表达上述概念……就科学的观点而言,这两个名词虽均有其缺点,但我还是得马上表明,使用这两个名词的缺点,远比把个人意识视为完完全全出自自我这种流行的观点要好得不知有多少倍”(杜蒙,1992 :60) 。在这个基础上,杜蒙选取“意识形态”来指涉他所关注的这个与社会性息息相关的范畴,与“集体意识”有点相似,又不尽然。在《阶序人》中,杜蒙将意识形态界定为“一组多少带有社会性的理念与价值”(杜蒙,1992 :248) ,意识形态是人的行动与其所属社会之间的“枢纽”,但同时,意识形态又不可以被理解为社会的全部,它与非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将构成我们后面的重点。在后来写就的《论个体主义》中,杜蒙又进一步将他所关注的意识形态定义为“社会中共同的思想价值总体”(杜蒙,2003 :243) 。但无论如何,随着对本书阅读的深入,我觉得我们可以将这种意识形态理解为是一套为一个社会或一个文化单位所共享的逻辑,因为在字里行间他特别强调了这种“思想价值总体”的系统性。

价值的判断寓意了选择及其所凭借的规则。举例而言,杜蒙意义上的“个人”是一种价值,它不是指那个“经验性的行动体”,而是一种“观念”——将人理解为理性的存在和对各种制度进行规范的主体。而价值判断所依托的规则则意指一个价值的序列,在这个层次我们首次接触到了“阶序”(hierarchy) 。阶序通过价值判断这个意识形态的主要方面与意识形态联系到了一起。“人不只有各种不同的概念,他还有价值观。接纳一项价值也就不免引进阶序,而社会生活免不了需要在价值上有一定的共识,在观念上,在各种事物上,在人上面都免不了有一定的阶序”(杜蒙,1992 :76) 。简而言之,杜蒙认为阶序是人之社会生活的重要特征,它不可避免地与其观念联系在一起,尤其是共享的价值体系。

很显然,杜蒙的思想具有结构主义色彩,但是他又发展了结构主义,在这一点上“, 含括”这个概念十分重要。在阶序所给予的灵感下,杜蒙批判传统结构主义所主张的二元对立关系,而主张将相对立的两项置于阶序的关系中,因为传统的结构主义忽略了他所强调的“价值”。在相对立的两个项之间,人是会做出价值判断的,例如好/ 坏、正义/ 邪恶、洁净/ 肮脏等等,这点其实我们本应熟悉,但在结构主义的讨论中却被搁置了。组织经验的逻辑在进行价值判断时,往往将对立面置于阶序而非对称的关系之上。它首先给一方权威,在这个前提下,再将对立面考虑进来,在逻辑上将它安置于屈从的位置上。这种关系正是“含括”,也是杜蒙所言的阶序概念不能简单等同于一般意义上的等级的原因之一,他将之称为“把对反含括在内(the encompassing of the contrary)的关系”(杜蒙,1992 :418) 。在这种逻辑中,被赋予优势的一方充斥了思考的全部,它也获得了“普遍性”,从而被含括的对立面成为了这一整体中或屈从或蹩脚的组成部分,“该要素属于那个整体,因而在此意义上与那个整体同质或同等;该要素同时又和那个整体有别或与之相对立。这就是我所说的,‘把对反含括在内’的意思”(杜蒙,1992 :418) 。所以说,阶序表现为对对立面的含括,从而,含括也构成意识形态的主要特征,就《阶序人》这本书而言,这成为了理解后文的一个关键。

那么,意识形态是以何种方式来表现这种含括的阶序关系的呢?这主要表现为意识形态主导价值和那些与之相并存甚至背离的观念与现象的关系。作为一种观念的体系,意识形态不可能不面对与之相冲突的经验事实,但意识形态也利用自己的主流地位,有效地将那些并存或对立之项置于了价值序列的次要地位上,这正是含括。杜蒙很贴切地将意识形态比喻为“慈悲圣母的斗篷”,它将那些与其本身逻辑相违背的现象含括于其下,将它们置于次要、隐晦或病态的位置上。这一点在印度“阶序人”的例子中会得到最典型的体现“, 一如圣母玛利亚的斗篷宽宏广大,可以容得下各种各类的罪人,洁净的阶序也一样容得下种种差异,包括与它本身矛盾者在内”(杜蒙,1992 :151) 。杜蒙想要证明的,正是这种含括对立面的阶序性是如何充斥了人类的每一种具体意识形态,从而构成了一种与社会性相关联的普遍性。

(二) 方法

上述立场正来源于杜蒙关于印度的研究。《阶序人》所主要探讨的是印度的卡斯特制度,但杜蒙可以根据这种研究获得一个具有普遍性且可以反观己社会的结论,是因为他善用了其老师莫斯的“比较社会学”方法。“比较社会学”是一种具有人类学色彩的方法,它旨在发现跨文化的普遍性,但首先尊重具体社会的特殊性。这种尊重体现为小心翼翼地不陷入自己社会的逻辑。必须跨越自己社会逻辑这个雷池,以尊重所研究社会的整体性。普遍性需要跨越不同文化之上,在这个层次上,莫斯和杜蒙的方法试图创造更为抽象的、能够描述各个社会的概念,而不是将描述自己社会或某一社会的概念粗暴地套用在别人身上。莫斯的名著《礼物》正是这种方法的典范,而对“全面给予”、“馈赠”等概念的运用也正是对这种方法的实践。“莫斯恰是对素材进行深入比较后,才提炼出了一套凌驾于民族志‘经验事实’之上的观念。他在比较过程中克制武断,保持案例各自的内在完整性及其所具有的‘地方色彩’。然而,与此同时,他却也不忘应从民族志案例的地方性意义中,概括出一套有助于反观西方现代生活的非地方性观念”(王铭铭,2006 :204) 。

而在杜蒙自己的研究中,他认为面对一个具有明显阶序特征、将人视为整体一部分的传统印度社会,信奉平等主义和个体主义的西方逻辑无法真正解读印度的制度。“一旦把现代意识形态视为普遍真理,不只是政治的与道德理想(这无疑是在宣扬一种信仰) ,而且是社会生活的忠实写照(这是过分天真的判断) ,这样就无法理解另一种意识形态了”(杜蒙,1992 :57) 。在解释卡斯特制度时,对“社会阶层”这个概念的滥用就是一个典型,因为它完全是与西方社会的特殊情况联系在一起的。而杜蒙认为首先需要做的,就是“悬置”西方意识形态的常识逻辑,从印度本土的逻辑内部去理解卡斯特制度,这是第一个步骤。在真正了解了另一个社会的集体价值系统之后,再来反观自己社会是否有可与之进行比较的内容,从而了解由于过分信奉己社会逻辑所忽略的东西,这是第二个步骤,杜蒙将之称为“未思(unthought) ”(杜蒙,1992 :7) 。

这个己社会的“未思”将成为我们了解某种被忽视的普遍性的关键。杜蒙想要论证的这个普遍性就是阶序。具体论证将从对印度的研究出发,因为“印度社会被视为吻合此观念;它似乎是阶序的具体表现,因而使我们能活生生地认识到阶序,包括其联系物和衍生物在内……就社会学研究而言,普遍性只能透过特殊的现象才能掌握,而这些现象在各个社会互不相同,在各种社会形态中也不尽一致。研究印度的目的应该是想发现,在哪些方面,以什么样的方式,这个文明或社会正以其特殊性表现出普遍性的一种形式”(杜蒙,1992 :8、56) 。

二、阶序的人

就《阶序人》的主要部分印度卡斯特研究来说,我们可以认为,杜蒙站在法国社会学传统的高度,遵循了莫斯的方法,从而实现了自己具体的印度学研究与前两者的结合。杜蒙十分推崇托克维尔,他引用后者的话说:“民主制度将锁链挣断,把每一环节都松开……他们渐渐习于视自己为孤单独立,容易认为自己的命运握于自己手中。因此,民主制度不仅使每个人忘掉其祖先,而且也使他见不到其后代,并使他和同代人隔离:使每个人永远只依靠自己,结果使他有陷于内心的孤独之危险”(杜蒙,1992 :75) 。然而,在《阶序人》所研究的传统印度社会中,这样的一个锁链是没有被挣脱开的,这个锁链可以说是一套意识形态核心逻辑的生动体现,这就是卡斯特体系中的洁与不洁的评判标准。

杜蒙所研究的卡斯特制度在表象上十分复杂,因为众多具体的卡斯特体系相对独立地分布在南亚次大陆全境,在其内部进行等级评判的标准似乎在表征上看来甚是繁多,每一个地区对这些标准都有着具体的规定。与杜蒙自己在书中所批评的其他学者不同,他主张超越表征,采用一种“体系”(注1)的眼光来考察卡斯特制度。而这种主张正与我们上面所介绍的杜蒙对意识形态的关注及其对莫斯方法的运用是分不开的。“ ……因为那些具体的整体,即个别的卡斯特体系,经过分别考察之后,会发现彼此很近似,而且都是根据共同的原则所构成。在这种意义上,可以说卡斯特体系是一种泛印度的制度。在此层次上,卡斯特体系首先是一个观念与价值的体系,一个形式的,可理解的,理性的体系,一个知性意义上的体系”(杜蒙,1992 :98) 。杜蒙认为,这种从普遍印度社会抽象出来的“观念与价值的体系”,这个“知性意义上的体系”的最明显特征就是阶序。阶序是一种体系化的关系,是不同等级之间排列的规则“, 我们把阶序界定为:一个整体的各个要素依照其与整体的关系来排列等级所使用的原则,当我们晓得在大多数的社会里面提供整体观的是宗教,因此分等常常是宗教性的”(杜蒙,1992 :136) 。在明确了传统印度卡斯特制度所具有的阶序主义特征后,下面杜蒙需要探究的就是这个价值的体系所依据的逻辑是什么。

杜蒙总结道,除了阶序这个最重要的特征外,卡斯特制度还有两个明显特征,即“有详细的规则以保证彼此的隔离”和“有分工因此造成的互依”。通过将阶序与这两个特征联系在一起分析,杜蒙最终将这些表征的内在逻辑化约为“洁与不洁”的对立关系,“这项对立是阶序的基础,因阶序即是洁净比不洁高级;它也是隔离的基础,因为洁净与不洁必须分开;它也是分工的基础,因为洁净的职业也必须与不洁的职业分开。整体乃是建立于这两个对比既是必要性的又是阶序性的并存之上”(杜蒙,1992 :108) 。的确,我们可以看到在诸卡斯特群体聚居地社区中,卡斯特群体间的对比标准是多样的,或职业或婚姻制度或食肉与否等,都可以成为这类尺度。然而,所有评判标准都是以洁与不洁为内在逻辑的,比如说食素就要比食肉洁净,而不实行寡妇再婚的群体就要比实行之的群体更洁净,在这套价值体系的序列上也就更高。在对每两个卡斯特群体进行比较时,这项标准的某种具体体现形式都会将两者分开,并给予阶序上高低的评判。杜蒙最后总结道:“(1) 在人们的意识里面,所有的区别标准全都是同一基本原则的不同表现形式而已;(2) 每一项区别标准都把整个社会一分为二; (3) 这实际上即是阶序原则”(杜蒙,1992 :124) 。也就是说,所有具体的比较都是两两进行的,虽然这些具体的比较项目是多样的,但是它们所根据的内在标准都是洁净逻辑,最终把所有相关群体都连接成一道阶序的链条。

杜蒙主要将这种阶序关系视为宗教性的,因为正是宗教性的信念将这种逻辑运用于社会生活之中,从而也使这种宗教性的阶序渗透到其他的领域。除了已经提到的饮食与婚姻的规定外,另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分工。杜蒙发现,在印度阶序逻辑中,一个社区内的各卡斯特群体尽管在阶序上高低有别,但会形成一种互相服务的关系,而这种互补关系中占主要地位的正是宗教逻辑。由于卡斯特的世袭性,这种相互关系成为一种人身依附关系,并且其每一个成员要根据其“社会功能”取得生计所需。在这种社会整体趋向的逻辑中,我们所看到的是一个“阶序性的整体”,这与现代经济学意义上的个人单位社会逻辑具有本质的不同“, 贾吉曼尼体系无法用我们所称的经济学的概念去理解,因为它是建基于对整体的指涉上面,而这项隐含的指涉所指涉的整体其性质是宗教性的,或者可以说是某些终极性的价值。那些在其他情况下单纯是经济性的层面全都臣属于此指涉坐标之下”(杜蒙: 1992 :186) 。使用“臣属”这样的表述令我们再次想起那个“慈悲圣母的斗篷”的比喻。这种独特的分工形式作为卡斯特阶序的一个衍生现象,恰恰是被这种宗教逻辑含括于其内的,也就是说,本来在我们看来应当与宗教领域至少是平行的经济领域,成为了被前者含括的一部分。另外一个非常类似的领域是政治权力。在传统印度,宗教的权威是与婆罗门的卡斯特群体相联系的,而地方政治权力则掌握于在这方面拥有权威的主宰卡斯特手里,后者在宗教性阶序上是比婆罗门低的。婆罗门在精神方面至高无上,但在物质上却是依附性的;国王在物质上是主宰,但在精神上却是从属的。在传统印度的意识形态中,处于支配地位是宗教性的逻辑。所以“权力关系在次要的层次上面一定程度地制衡洁净原则,而在主要的或分支化的层次上仍是屈从其下”(杜蒙,1992 :151) 。婆罗门也正是通过这种逻辑,使权力被含括在宗教之下,其表象是,国王的权力必须获得婆罗门的认可才能具有神圣性。

正是在对这种意识形态与非意识形态范畴的关系的考察中,杜蒙发现了意识形态阶序的价值体系的含括性特点。他利用“身份”和“权力”这两个概念来表述这一问题,它们首先是基于印度社会的。其中,“身份”是指这种建构在宗教意义内的阶序关系,而“权力”则是指现代意义上所指称的经济与政治之分配的现象。“是有必要把两种非常不同的事物区分开来;一者是身份的衡量(或称‘宗教性的’) ,即我所称的阶序,与权力的事实绝对无关;另一者是权力(不论是经济的或政治的)之分配,在实际上非常重要,然而却和阶序截然有别,而且从属于后者”(杜蒙,1992 :441) 。“身份”是仪式和宗教上的地位区别,而“权力”是世俗的等级差异,它基于财富和政治权力。意识形态的含括性在印度就具体体现为这种基于宗教性的身份阶序逻辑使基于经济和政治的等级逻辑都屈居于其下的现象。“生活并不仅仅只是意识形态最注目的那些内容而已;不过,生活中一切情境都不免或多或少被全盘的意识形态涂上它的色彩,即使不是被它完全左右”(杜蒙,1992 :32) 。

和莫斯的“全面给予”相类似,杜蒙认为“身份”和“权力”也是一对十分适于比较的概念,因为它们能够呈现宗教性逻辑与世俗逻辑的等级性对立,即阶序。“身份与权力的关系这一项更为适合于特征之比较,因为它既含括整个意识形态的一项特征,也含括和它相对的经验事实。所有社会都以某种方式表现此一关系所代表的社会素材,虽然组织的方式各有不同”(杜蒙,1992 :386) 。含括的阶序关系存在于意识形态和其并存甚至对立的现象间,这主要表现在与卡斯特阶序主义相牵涉的整体主义对出世的个体主义的等级性对立中。遁世修行是印度教寻求解脱的方式,它选择离开俗世,达到一种与正常社会完全脱离的状态。但是杜蒙认为,遁世修行最终不可能完全脱离社会联系,或与卡斯特的整体主义形成绝对的对立,因为在印度教的世界里面,个人只存在于俗世之外,如果它要对俗世产生影响,则必须被社会所含括。“社会必须顺服于,并且完全符合绝对秩序;因此一切与时俱进者,也就是包括人在内的一切,全都从属其下;在该秩序中虽然没有个人存在的空间,任何想成为个体者得脱离社会本身”(杜蒙,1992 :473) 。这主要表现在由遁世修行者所建立的各“教派”上,这些抱有出世个体主义的修行者需要依赖这些教派来影响社会,而这类教派往往在后来的发展中又呈现出部分卡斯特的特征,或干脆转化为卡斯特,与其他群体相区别。这样,遁世修行的宗教与卡斯特宗教进行了整合,或为后者所含括,将一种个人性宗教添加于其中,只是为世俗信徒提供一种个人信仰的选择。在这里需要不惮其烦地引用杜蒙对这种遁世修行的评价,以澄清传统印度社会主导的阶序主义意识形态对它的含括:

印度社会和宗教一方面产生许多在相当程度上被视为异端的运动,而在另一方面却又不断地把以前被视为异端的新要素吸收入正统之中。这双重的运动,我们必须设法了解的是,以一项共同基础为前提,而我们最少已知道这共同基础的社会层面:任何教派如果否定卡斯特就无法在印度土地上长存;以释迦为例,长久以来人们早就知道他本人即使超越了卡斯特,却也没有攻击卡斯特,也没有改造它……我们可以看出遁世修行的发展及其丰富的内含,最后还是被含括在狭窄的范围内,无法超越突破。关于遁世修行的成就,就社会所指派给它的位置而论,佛教是一个见证。处身世俗之外但与世俗仍有联系,遁世修行者在反对世俗上颓然无力;如果他持续地往反对的路走下去,他的观念即成为镜花水月,毫无作用。(杜蒙,1992 :453、472)

这一项对立进一步佐证了杜蒙关于意识形态之含括性的观点,可以说它还把“对对立面的包含”表现得更直接。正是通过对具体的印度社会的研究,杜蒙发现并明确了阶序这种对对立面进行含括的关系的存在,因为印度最为明显地表现了它。印度的卡斯特体系与这种意识形态之外的并存、衍生及对立现象的关系呈现了这种含括性,而在具体的层次,卡斯特制度本身的阶序也在其内容上“重演”着这种含括关系。这就是“容忍”,即高阶卡斯特在与相对于自己不洁的卡斯特共存时所抱有的态度,这种接受与自己对立群体共同生活的条件就是,使其居于一个阶序意义上的下层,这是最鲜明的阶序之含括性。“很多卡斯特,其习惯和风俗可能彼此不同,但他们可以生活在一起,这也是把他们分成等级,使他们彼此隔离的法律所允许的。我们在西方会表示赞同或加以排斥的事物,他们只给它冠上一个等级”(杜蒙,1992 :362) 。

三、“未思”

在对明确采用阶序主义来组织社会生活的传统印度意识形态进行研究之后,杜蒙在本书的最后部分尝试在更广大的范围内发现阶序,涉及了印度内部的非印度教群体,如基督徒、回教徒以及印度以外的文明。他发现在这些不同的地方都可以发现阶序性,但其在每个社会中的地位却大相径庭。因为“, 在一个社会中被明确表达出来并且大加颂扬的一些观念,在另一个社会中相反的被视为次要且加以忽略”(杜蒙,1992 :408) 。杜蒙依据莫斯的比较社会学方法,从不同的群体中抽象出阶序这样一种普遍性。在获得了这种人类学的研究成果后,杜蒙特别想用这个他山之石来反观西方社会。他进而推论,如果印度存在阶序主义与个体主义的等级性对立与含括,那么在信奉平等主义和个人主义的西方,必然能发现阶序性以其特有存在形式隐藏在某处,“如果所有的社会都具有同样的一套‘特质’,并且依照各社会对那些特质的看法加以大幅模塑,那么一种新的个人主义的‘实质’之形成就导致作为其必要对应的‘虚质’之出现,而该虚质现象的具体内容应该可以藉比较的办法预测出来”(杜蒙,1992 :413) 。

杜蒙首先注意到的在西方与阶序有关的现象就是种族主义,他发问道:为什么种族歧视在美国废除了奴隶制之后紧跟着就出现的? 以前的主人与奴隶之间的区别被白人对黑人的歧视所取代,这是曾经的阶序逻辑在另外一种社会,或一种意识形态下的新型表达方式,是传统社会将人区别为“文明人”和“野蛮人”的阶序分类在今天的存留。阶序既然为非法,它就会以另外的方式表现出来,并且容忍也不复存在了,于是就产生了歧视,这是一种逻辑上的变种。但是,杜蒙又特别强调,美国社会中的种族主义和印度社会中的卡斯特体制虽然都是“不平等”之不同表现,但具有本质的区别。正如不能说卡斯特是印度的“社会阶层”,同样也不能视种族主义为“美国的卡斯特”。卡斯特制度是为印度社会所信奉的意识形态之表征,它是被认为具有“普遍性”的意识形态,是这个社会的共有价值体系,这一点与种族主义极为不同。因为种族主义显然不是那个意义上的意识形态,作为一种阶序色彩的现象,它在以其对立意识形态为主流价值体系的西方社会是被含括的。所以说,阶序的种族主义不同于卡斯特的阶序主义,它被掩盖了起来,但是还是难免表现了出来。“我们必须了解到阶序,必然以某种方式显现出来,在与之对立的观念占优势的情况之下或许会以阴暗的、丑恶的、或病态的方式表现出来”(杜蒙,1992 :414) 。

故此,杜蒙将种族主义视为现代西方社会中一种“阶序的残余”。从比较社会学的观点看来,在跨文化进行比较时,西方人认识卡斯特制度的基点正应该是自己社会中的这种阶序之残余。但是,西方由于自己主流意识形态所倡导的价值之缘故,不愿意承认这一点,最终,阶序就成为了西方社会的“未思”。“美国人的意识形态是极端的平等主义。‘美国人的信条’要求自由竞争,从社会阶层的观点来看,它代表平等与自由这两项基本规范的结合,同时也接受竞争所造成的不平等。由此导出美国社会中地位差异的意义,把阶级视为‘限制自由竞争所造成的结果’,而‘卡斯特’更代表对自由竞争的极端限制,直接否定美国人的信条,在每个白人的良心中造成矛盾,它完全是因为有种种偏见所造成的体系而得以存在,它应该完全消失”(杜蒙,1992 :433) 。所以,对阶序的未思形成了一个更为严重的后果,就是用自己社会中的意识形态逻辑去粗暴地套用在其他社会的现象上。

杜蒙特别批评了“社会阶层”这个概念,指出它在认识其他社会中的不平等现象时不适用。他认为这个概念是与西方的现代意识形态相联系的,因为它隐含了人生而平等的观点,象征了人可以通过自由竞争在不同的阶级间流动的理念。在这个逻辑框架内,印度的卡斯特被看作是“永久的社会阶层”,从而西方人对它的好感也就不存在了。“社会学上流行的看法没有认识到阶序的本质、功能和普遍性,这可由他们从自然科学借用‘阶层化( stratification) ’这个名称看出来。这个名词分析到最后不仅表示采用了平等主义的看法来探讨留存于平等主义社会中的阶序之残余,而且也用同一看法来看待非平等主义社会中实存的阶序。幼稚的平等主义,对其他的意识形态之成见,还有宣称要在此基础上立即建立起一门社会科学:这些都是自以为是的我群中心主义之要素”(杜蒙,1992 :388) 。“社会阶层”的滥用最为直接地表现出了与西方现代性相联系的社会学理论的某些弱点,这都使对西方社会的“未思”进行严肃检讨成为必要(注2)。对社会学理论进行反思的基础最终是要回到它最原初的主张,使对人的社会性的检讨不仅仅指向他人,同时也将自己包括在内,认识到任何一种观念都可能被自己社会的意识形态涂上色彩,才是对这种原初立场的真诚对待。同时,杜蒙也强调,这种“残存的了悟”“, 即了解到人是一种社会性存有的这个了悟,也就成为我们与传统社会的惟一联系,也是我们能够借以了解他们的惟一视角。这项了悟因此也就是任何比较社会学的出发点”(杜蒙,1992 :62) 。

很显然的,我们已经可以明确在西方社会中,这个作为“未思”的阶序现象处于什么地位。它栖居、隐蔽于平等主义意识形态之下,被视为一种社会病,总的来说,是被含括的。如果用杜蒙所建立的“身份”与“权力”的概念来理解,那么在西方逻辑中它们与印度相比是“倒置”(注3)的,是“权力”含括了“身份”。“我们(西方) 的社会正好做了相反的选择,使身份屈从权力:在意识形态上是平等主义,在很大程度上把权力置于首位,至少当代政治学是这么说的”(杜蒙,1992 :386) 。通过这种反观性研究,杜蒙再一次发现了阶序,进而确定了其中的含括性。

杜蒙在《阶序人》这本书中一共涉及了三种阶序。首先,他研究了卡斯特制度的阶序,因为其内容就是阶序性的,它可以最为具体地展现出阶序的“把对反含括在内”的特点。其次,杜蒙在西方社会也发现了阶序,但它是以被视为社会病的“阶序之残余”的形式存在的。最后,通过对比研究印度的阶序和其他现象的关系以及西方的阶序残余在其总体意识形态的位置,杜蒙发现了意识形态本身广义的阶序性,这就是意识形态之含括。即被杜蒙比喻为“慈悲圣母斗篷”的意识形态,总是将与之处于并存、衍生或对立关系的现象置于自己的逻辑框架之内,将它们含括,这被杜蒙视为一种普遍性的阶序。

杜蒙认为在以上三种阶序之间的关系中,印度的阶序主义意识形态实际上在某种意义上尊重了社会的本来面貌,可以对西方人的认识进步有所帮助。这是由于,传统社会往往将人视为整体的一部分,从而愿意呈现出阶序的特征,而现代西方意识形态却往往出于平等主义的意识形态将之忽略。杜蒙评论道:“‘自然’的社会是阶序化的,其理性乃是在于建立自己为一个整体,一个处于另一个更广大的整体中的整体,它对于‘个人’毫无意识;然而‘理性’的社会只承认个人,也就是认为普遍性或理性只存在于个别的人身上,将自己置于平等标准之下,对自己是个阶序化的整体毫无意识。在一定意义上,‘由历史跃向自由’的一跃已经完成,我们活在一个落实的乌托邦”(杜蒙,1992 :444) 。也就是说,西方的问题恐怕在于不能正确认识他人,也不能完全认识自己。研究印度这样的他者社会,有助于发现现代意识形态中的“未思”,从而使人们重新树立起对人的社会性的认识,并重新考虑与之相联系的阶序特征及其地位和普遍性。“阶序把社会行动者和社会范畴含括在内,这是自然而可以理解的。和这些多少是社会生活的必要条件比较起来,平等的理想,即使被认为是比较高超,乃是人为的。它代表的是人的一种要求,而此要求又表示选择了某些理想。它代表人要在一个有限的范围里面故意去否定一种普遍的现象”(杜蒙,1992 :77) 。

这本书最后以杜蒙的一个倡议结束——“迈向阶序理论的建立”。他想要建立一种新式社会科学思考逻辑,一种用辩证的、含括的互补逻辑来代替单纯二元对立的逻辑,他相信,后者与西方现代社会的意识形态息息相关,是被设想的个体的人之间的关系的投射,而阶序理论则有可能如实反映社会生活的某些方面,因为它被认为来自对人社会性和整体性的“了悟”。由此,我们可以这样评论杜蒙在《阶序人》一书中的成就:首先,他结合法国社会学传统和莫斯的“比较社会学”方法,深刻丰富了对印度卡斯特制度的研究;第二,依据比较研究,杜蒙发现了意识形态中普遍存在的阶序性,这种阶序性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等级,在于它内部的含括关系,而这种对结构主义的修正有可能对社会科学带来新的启发;最后,通过这种旨在重新认识人之社会性的阶序的研究,杜蒙为他后来一系列对西方现代意识形态的批判和反思奠定了基础。

 

注释:

注1:在杜蒙的表述中,他区别了两个层次的“体系”。首先,一个卡斯特即一个群体,若干卡斯特聚居于一个与政治单位大体吻合的特定地理区域,形成了一个个别的“卡斯特体系”,在这个层次上是指一个由具体制度要素将各卡斯特联系起来所构成的更大社会单位。杜蒙认为,这个意义的卡斯特体系是经验上的,而且每个个别的卡斯特体系其内部的制度要素均有不同,而他所要研究的“体系”是意识形态意义上的,即这些具体的卡斯特体系的内部原则和组织逻辑,这种抽象的体系更能体现某些普遍性,因此也更重要(参见杜蒙,1992 :98) 。

注2:杜蒙还研究过西方社会中其他具有阶序性质的现象。他在《极权制的疾病:阿道夫?希特勒的个体主义与种族主义》一文中,谈到西方极权主义是“个体主义与整体主义的独特组合”,是“现代社会的一种疾病,它的出现是因为在个体深深根植于并占优势的社会里,试图使个体主义从属于作为全体性社会的最高权力”。我们可以看到对极权主义的这种解释,表达了极权主义是被含括在个体主义意识形态社会中却又与之作对的特征,而在《阶序人》中,杜蒙没有谈到这个问题,仅集中在种族主义上面(参见杜蒙,2003 :119 - 151) 。

注3:“倒置”是杜蒙在论证阶序时的一个重要表述,因为对称的对立是可以任意倒置的,而阶序性对立则不然,倒置后的对立与最初的对立不是一回事,这一点加深了阶序与含括的印象(参见杜蒙,2003 :199、221) 。

参考文献:

路易?杜蒙,1992,《阶序人:卡斯特体系及其衍生现象》,王志明译,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

——,2003,《论个体主义:对现代意识形态的人类学观点》,谷方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王铭铭,2006,《心与物游》,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Dumont , Louis 1957 ,Une sous-caste de L’Inde du sud. Paris :Mouton.

——1966 , Homo Hierarchicus : Essai sur le systéme des castes . Paris :Gallimard.

——1979 , Homo Hierarchicus :La systéme des castes et ses implications . Paris :Gallimard.

—— 1980 , Homo Hierarchicus : The Caste System and Its Implications . Trans. by Mark Sainsbury. Chicago :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1983 , Essais sur l’individualisme : Une perspective anthropologique sur l’idéologie moderne. Paris :Seui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