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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星星/藏彝走廊与民族

原文正式发表于《中国人类学评论》 第10辑

 

20081124下午,四川省民族研究所李星星研究员应北京大学蒙养山人类学学社的邀请,为北京大学、中央民族大学人类学专业的部分研究生作了一场有关藏彝走廊历史与文化的讲座。

李星星研究员首先介绍了藏彝走廊的相关概念。他认为藏彝走廊是中国的一种特殊的民族构造,是与农业文明的兴起紧密相关的,是文明中心边缘形成的民族走廊。而以藏彝走廊为代表的“民族走廊”是一个历史范畴,与中国特定的自然历史条件——冲积平原农业文明区域边缘、一定历史民族或族群为求自我保存的选择、其地形复杂而又依山川自然走向平面呈条带状的特殊地带等诸因素分不开。

李星星研究员在费孝通先生、李绍明教授的等相关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对于“藏彝走廊”的范围的定义。他认为,藏彝走廊位在青藏高远东缘中国地势第三级台阶向第二级台阶过渡的地带上,呈西北—东南走向;以藏东川西北高原峡谷地区大体呈西北-东南走向的山川,为其自然地理基础。其座标位置大体在东经97-104°,北纬25-34°之间。直线距离南北长约1200公里,东西宽约750公里。同时,他利用考古资料指出了藏彝走廊在中国的具体区域。同时他还分析了藏彝走廊文化特色与其自然地理之间的紧密关系。

随后师生之间的提问交流将本次讲座推向高潮。

北京大学博士生郑少雄作提出了关于康区木雅人是否来自西夏及何时什么时候被“康化”两问题。李星星研究员根据历史文献资料表明了木雅人的“非西夏”特征,而其康化时间短,势头猛,主要是在明末清初这一段时期。

北京大学博士生舒瑜首先就道教发展历史过程中由中心走向边缘,而后又由边缘回归中心提出疑问,其后就云南大理是否属于藏彝走廊的范围提出问题。李星星研究员肯定了道教发展的历史过程,并提出,其过程反映的是民族走廊与文明中心关系的一个方面。而对后一个问题则认为

中央民族大学博士生伍婷婷,她根据康区明正土司的例子提出了康区的藏化与汉化。李星星研究员通过苯波信仰的历史变迁过程回答了这个问题,他认为,吐蕃最初进入四川,其信仰形态为本波信仰,这种信仰在当时当地的影响要强于黄教,后来,本波信仰逐渐被转化为佛教一支,但仍保有浓重的本波色彩,民族走廊作为弱者的庇护地,一般情况下是黄教占有走廊最好的地方,其它宗教只能处于其它地方,但同时黄教具有一定的包容性,这也正是走廊中弱势教派的生存策略。由此来看明正土司,其到底是藏化还是汉化这是非常复杂的问题。

北京大学硕士研究生罗杨提出了如何来研究彝族土司的历史变迁过程。李星星研究员认为这个问题不属于其的研究领域,但是他非常希望大家能把自己的眼光转化成地方人的眼光。因为自我眼光具有不可避免的局限性,只有深入到田野,进入了地方人的生活之中才能去思考各种文化之间的关系及其历史变迁。

中央民族大学博士生徐振燕提出如何在研究过程中对“民族迁移”假说进行验证。李星星研究员根据其自身的研究经验,提出要有扎实的基本功,具有充分的文献阅读(主要包括历史文献、地方志、考古材料等),并依据现实调查得来的现成资料进行分析。总的来说,要有“纵横坐标”的分析思路,一方面是横向的分析,即对当地地理、水文、环境的具体分析,另一方面是纵向的分析,即对历史文献的分析,也包括对考古发掘资料的分析。

中央民族大学博士生李金花提问:民族走廊的分析范式能否运用于武陵山地区土家族的研究当中?李星星研究员肯定了 “民族走廊”该概念的广泛适用性。认为中国 “民族走廊”主要有五条,即“藏彝走廊”、“土家-苗瑶走廊”、“壮侗走廊”、“阿尔泰走廊”以及“古氐羌走廊”。由此构成了全国“二纵三横”的民族走廊格局。而土家族正好处于“土家-苗瑶走廊”,是可以采用民族走廊的研究思路。

中央民族大学博士生梁中桂依据王阳珂的《羌在汉藏之间》提出如何认识羌族的迁徙分布的问题。李星星研究员认为,这是文明时期形成的一种初级文化,被文明中心排挤至边缘地带。前辈费孝通先生发现的民族走廊中的小族群形态,处于中心文明的边缘地带,并呈现出明显的带状分布,文化的排挤和挤压就出现了“中心为新文化、边缘为旧文化”的特殊文化分布形态。他认为这也在一定程度上映证了考古发现:文化是从西向东传播。

本次交流会持续了三个小时。最后,王铭铭教授在最肯定了该次交流会,并希望在场同学向李星星研究员这样真正的田野人类学家学习,找到自身的不足,并将之贯穿到以后的学习研究之中。

 

(张友庭记录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