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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维?斯特劳斯他的离去,让整个西方文化界若有所失

11年前,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过90岁生日的时候,他说,“我没想到会享有如此高寿,这是一生中最令我惊讶的一件事。”4年前他又过生日,接受法国当地电视台采访时称,自己已时日无多,反正这个行将告别的世界“不是我爱的世界”。1年前,他又度过了自己的100岁生日,法国总统萨科齐亲往拜寿,俯首称“我来向您致敬,感谢您为法国人民所作的贡献”。今年,这位悲观、嗜古的法国“国宝”,法国人心目中“活着的上帝”,到底没能迎来自己的101岁生日。上周五,他在巴黎家中去世,本周三下葬时他的儿子才对外公布了消息。他被埋葬于巴黎东南部科多尔地区的一个小村庄,儿子说,“他想要个慎重和冷静的葬礼的愿望……他喜欢到森林里散步,现在他的坟墓就在这片森林的边缘上。”

 

  专题撰文 本报记者 刘放、李文 实习生郭菲薇 

 

  世界遗产中心通讯员奥索里奥 

  1990年10月专访列维·斯特劳斯

  “若人类和其他生物在心灵上不能沟通,没有比这更可悲的了”

  曼努埃尔·奥索里奥:列维·斯特劳斯,您编写了许多世界闻名的著作,而您的名字比您的作品更为人熟悉。我们想代表世界各地的人们问几个关于您思想的基本概念的问题。首先,请问您能否告诉我们您的早期经历?

  列维·斯特劳斯:作为一个作家,我其实是比较晚起步的。我的经历有起有伏。学习法律之后,我曾试过转学哲学,然后转向社会学——我是去巴西的圣保罗大学教社会学的——继而转向人类学。正是在战争期间,我在美国避难时才开始写作的。一方面我用了一些我的关于南比克瓦拉人的野外研究,另一方面通过写《亲属的基本结构》,我开始了我的理论工作。

  曼努埃尔·奥索里奥:这个早期研究想必是伴随着不少担心和忧虑的……

  列维·斯特劳斯:比起担心和忧虑,我更乐意把这种心情称之为不确定,这种说法更准确。我的理论思想有着某个方向,但我并不能看清这个方向。随后,1942年当我在美国的时候,我遇到了语言学家罗曼·雅各布森,由此发现了这些模糊的想法存在于结构语言学的理论之中,于是马上我又得以重新确定。

  那时候我们都在纽约的社会研究新学院教书,那是一所由法国难民学者建立的被流放的大学。我们互相参与对方讲课,在雅各布森的教学中我找到了我所需要的口译指导方法。他鼓励我甚至催促我对亲属制度作更进一步的研究。

  曼努埃尔·奥索里奥:请问您可以根据您的作品《神话学》,为我们定义一下神话这个概念吗?

  列维·斯特劳斯:神话这个概念是非常灵活的。对美国印第安人来说,神话就是人类与动物还未区分开来的时候的故事。我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定义,因为尽管犹太——基督教传统作出的努力,在心灵上,若人类和其他的生物共同生活在一片土地上却不能与之沟通,那么没有比这种情况更可悲的了。神话并没有把这些造物的瑕疵看成是永恒不变的。它们把这种情况的出现看成是创造人类的条件。神话,不像乘积方法那样解决问题,它拒绝把难题分解,从不接受一个不完整的答案,它只接受能解释整个现象的回答。

  我曾经尝试去探索神话在一个社会中对人们思想所起的作用。在继续考虑它的社会作用之前,我曾经尝试去了解它的内部逻辑。在所有的科学中,有一个问题是可以用生物术语来定义的,比如解剖学和生理学之间的关系,以及器官的构成与作用的关系。当然,神话在社会里起着作用——它们扮演着某个角色。但在考虑它们如何起作用之前,有必要弄清楚它们是如何被创造的,有必要弄清楚它们的骨骼。如果没有居唯叶(法国动物学家,比较解剖学奠基人——编者注)就没有达尔文,而我的神话学正相当于居唯叶的阶段,我正尝试着去解剖神话。

  曼努埃尔·奥索里奥:回首早期,您怎样评价自己的研究成果?怎样看待自己所走过的路?

  列维·斯特劳斯:我觉得自己一直在做同一件事,因为我一直在用同一种方法尝试着研究不同的领域。一开始我专注于家庭与社会组织的问题。接着事情接踵而至,我被邀请成为民族宗教团体的一员,为此我转而研究宗教,尤其是神话学。

  对话北大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教授王铭铭

  “未来,列维·斯特劳斯比萨特更值得我们关注”

  广州日报:听说您个人一直相当推崇列维·斯特劳斯,您认为他是一个怎样的人物?

  王铭铭:对。在我看来,他是西方自19世纪以来、自有人类学这一学科以来,最伟大的一位人文学者、理论家。作为一个流派的大师级人物,他对人类文明自身的摧毁能力进行了极其深刻的反思,其影响之深远绝非三言两语就可以说清楚。

  广州日报:您听到他去世的消息时,有没有伤感?

  王铭铭:伤感倒是谈不上,毕竟他已经这个年纪了,应该说这是早就在意料之中的事情,只是知道他真的去世了时,还是会有点若有所失的感觉就是了。我想,整个西方文化界应该也是类似的这种感觉吧。

  广州日报:同为二战以来法国思想界的骄傲,列维·斯特劳斯和结构主义在中国的名气远远小于萨特和存在主义,为什么?您觉得包括列维·斯特劳斯在内的那些西方理论范式对我们理解中国的社会、文化有帮助吗?

  王铭铭:较之于萨特,列维·斯特劳斯更加注重研究西方文明自身的问题,更偏向西方的思想传统一些。萨特在中国的名气,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他的个性解放和个人自由主义层面的东西,恰好迎合了中国那个时间段的需要,而列维·斯特劳斯的理论,看上去暂时没有我们的意识形态所需要的东西。还有就是,萨特有更多文学方面的著作,也为他带来了更多人气。但我个人觉得,未来,列维·斯特劳斯应该比萨特更加值得我们关注和思考,他的一些反思将更有助于我们理解自身的文明和问题。

  广州日报:但是,尽管结构主义在西方曾火热一时,现在却似乎有人认为列维·斯特劳斯的理论已经过时了?

  王铭铭:嗯,自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西方学术界对他确实不断有一些批评和质疑,但我认为,事实上没有一位批评者没受过他的思想的启发,迄今为止也没有一位批评者可以达到过他的深度和广度、乃至真正超越他。“过时”这样的说法,是一种浅薄的看法。

  广州日报:如果给读者推荐一本列维·斯特劳斯的“入门级”读物,您推荐哪本?

  王铭铭:那当然是《忧郁的热带》。这本书可以看成是列维·斯特劳斯的“思想自传”,也是人类学历史上的经典著作之一,并且文笔优美。青年时代,列维·斯特劳斯亲访亚马逊河流域和巴西高地森林,在丛林深处寻找保持最原始形态的人类社会,这本书记述了他在卡都卫欧、波洛洛、南比克瓦拉等几个最原始部落里的思考历程与生活体验。他把这些部落放在了整个人类发展的脉络之中,提出了引人入胜的相互印证和比较研究,对促进人类自我了解具有罕见贡献。

 

  他的结构主义理论:

  影响遍及哲学、文学、社会学甚至广告设计

  列维·斯特劳斯曾幽默地说:地质学、精神分析学、社会主义是他结构主义思想的三大情妇,是他结构主义思想产生的基础。这三者之间共同之处,在于所涉及的分别是物质、心理、社会三个不同领域,却都同样强调寻找潜藏在可观察的现象背后的结构因素。列维·斯特劳斯曾说,自己一生致力追求的,就是在现在之中寻找过去。表面上毫无规则的资料,可借结构发现其背后的秩序。对表象背后的秩序,皮肉之下的骨骼的挖掘,正是他结构主义的核心所在。他的巨著《神话学》以博罗罗(Bororo)印第安人的神话为起点,转入对神话内在结构的检视,最终,将南美洲各地的八百多则神话纳入到了复杂的结构变换体系内。例如“生”与“熟”、“自然”与“文化”,“世俗”与“神圣”等二元对立的关系,就是他在一些神话材料中发现的共同逻辑。他的解读方法对后世的文化研究影响深远。

  结构主义的理论方法,曾经在西方哲学、社会学、心理学、文学、艺术甚至广告、设计等多领域引发关注和讨论,20世纪五六十年代是最火热的时期。70年代中期以后逐渐退出时髦的思想前沿。到了80年代初,随着结构主义精神分析学领袖雅克·拉康宣布解散自己的学派团体,结构马克思主义头领路易·阿尔杜塞精神失常,结构主义美学家罗兰·巴特去世,学术界对结构主义的批评越来越多,最大的争议,来自现象背后结构的合理性。这些潜在的结构被认为来自作者本人的预设和建构,而非普遍性的人类本质。

 

  拥有最多“粉丝”的自传体

  游记《忧郁的热带》

  相比其他作品的艰涩难懂与少人问津,《忧郁的热带》这本自传体游记民族志,文笔流畅优美,充满诗意。从发表之日起在全世界拥有了更多的文艺青年“粉丝”。开篇第一句“我讨厌旅行,我恨探险家”就迷倒了不少异类众生。桑塔格对它赞誉有加:“《忧郁的热带》是我们这个世纪最伟大的著作之一。它生动、细腻、思想大胆,它写得美。正如一切伟大著作一样,它带有鲜明的个人印迹;它以人的声音说话。”台湾作家朱天文的小说《荒人手记》中,“我们是日落之后到日升之前产卵的海生闪光虫,一片闪闪亮白曾经让哥伦布以为那是陆地”等语句,就几乎是原封不动引自《忧郁的热带》的。

  童年:来自根上的艺术气

  列维·斯特劳斯,1908年出生于比利时布鲁塞尔,后来随家人定居巴黎。这位20世纪最重要的人类学家,出身于艺术世家。他的外曾祖父是一个乐团的小提琴手,父亲是位画家,母亲的家族也和画家渊源颇深。孩提时代的列维-施特劳斯常被父母带着去听歌剧,还一度梦想过当作曲家。他的绘画、音乐和文学评论集《看·听·读》,是对作为艺术鉴赏家的列维-施特劳斯最好的注解。而且,列维-施特劳斯学术著作中的艺术性因素,早已不是什么秘密。他的巨著《神话学》,各个章节的标题设置和结构安排俨然是一首乐曲。朦胧的诗意、思维的特质和写作的风格,使列维-施特劳斯在20世纪的人类学家中独树一帜。

  青年:调查印第安文化改变对“原始”的偏见

  1927年,列维·斯特劳斯入读巴黎大学。在该校取得了法学硕士学位以及在中学和大学教哲学的证书。1932年,他得到了在法国一所公立中学当教师的机会。1934年,经校总监博格尔(C.Bougle)的推荐,得到巴西圣保罗大学社会学教授的职务。1934~1937年间,他曾到巴西内地亚马逊河流域的印第安人部落做了几次实地调查,前后有大约五个月的实地工作经历。1938~1939年,他辞去在圣保罗大学的教职,在巴西中部进行了广泛的考察。他在1948年发表的《南比克瓦拉部落的家庭生活与社会生活》、1949年发表的《亲属的基本结构》以及1955年发表的《忧郁的热带》等重要著作,都是以这时期在印第安人部落的人类学田野调查为基础而写的。不过功能学派的英国人类学家利奇在评价他的田野调查深度时,不无幽默地说他只能算是“中度”的调查,他的研究方法更像是《金枝》作者弗雷泽,是摇椅中思辨的人类学。然而这却不妨碍他对非西方文化形成真知灼见。他消解了现代文明对“原始”的偏见。

  壮年:激辩萨特,

  “击败”存在主义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列维·斯特劳斯的重头作品《结构人类学》、《野性的思维》和三卷巨著《神话学》相继发表。由他引领的结构主义思潮也在整个西方世界掀起巨浪。尤其是在法国,结构主义的思潮风头盖过了存在主义。最引人注目的,是列维·斯特劳斯与萨特之间的激烈辩论。萨特不同意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主义思想,特别不能接受他有关“共时性”的反历史主义思想观点,更不同意列维·斯特劳斯有关人类思想始终维持同一稳定结构的看法。萨特在他所主办的《现代杂志》中发表一系列批评列维·斯特劳斯结构主义的文章,而列维·斯特劳斯也在《野性的思维》一书中,反驳萨特的观点。这是法国20世纪下半叶最具重大历史意义的理论争辩,对于此后法国思想家们的思想创造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暮年:唯一以人类学家

  身份入选的“七星活人”

  2008年11月28日,列维·斯特劳斯迎来了自己的百岁生日,法兰西学院为此专门发表声明,宣布其是该院384年历史上第一位活到百岁的院士,法国政府也适时推出一项奖金高达10万欧元的新奖,以列维·斯特劳斯命名,用以表彰杰出的人类学者。此前,伽利玛出版社则以威名赫赫的七星文库封装,推出了列维·斯特劳斯文集。“七星文库”历来是为作家盖棺定论的坐标,一个作家或学者的著作被编入“七星文库”便标志着其文学成就和学术成就得到公认。在有生之年即入选该文库,属于天大的荣誉,因为在漫长的法兰西文化史上,生死皆算上,该文库迄今也只收了198位作家。以人类学家而非诗人或小说家的身份入选,列维·斯特劳斯更是绝对的孤例。列维·斯特劳斯亲自选定了这次入选文集的7本著作,其中包括:《忧郁的热带》、《今日图腾》、《野性的思维》、《面具之道》、《嫉妒的制陶女》、《舍利的故事》和《看·听·读》。文集面市不到3周,初印的1.3万册便销售一空。

  在萨特、罗兰·巴特等思想巨人纷纷“离席”之后,我们时代的思想领域似乎进入了“思想的午夜”,只剩下一个列维·斯特劳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扮演着我们这个时代的“午夜守门人”角色,几乎成了一个孤独而无奈的象征。如今,他也走了,以后谁还能扮演那个“午夜守门人”的角色呢?

转自广州日报http://gzdaily.dayoo.com/html/2009-11/07/content_756656.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