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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孔韶 兰林友:我国人类学研究的现状与前瞻

 

  早年,众多西学随着来自欧美不同国家的留学生引入中国, 如今,其中之一的人类学已经锤炼成了在理论/方法系统与应用性两个方面双向发展的重要学科。特别是最近20 年来,国内众多相关学科,如人文社会科学,甚至是自然科学中的生态学、医学与公共卫生等系科均开设了人类学课程,交叉人类学的跨学科研究态势相当明显,对人类学的借鉴潮流很明显地从人类学以外的相关学科与图书出版趋势中表现出来。

  如果我们不特别地把这门学问的界定引向学科内外的学究气论争,那么,人类学的重要之处在于它是研究人性、族群与文化的学问,想一想,它的学问聚焦之处经常展示的是对人类文化多样性的理解,它的理论和方法刚好为人们提供了认识世界的重要原则和尺度。无论从人本的原理出发,还是从不同地理区域的族群生活方式的角度考虑,人类学都处在探索人类与地方人民生存意义的基础理念的重心之中。它的一些理念与原则可以构成一种潜在的知识储备于人们心中(如文化相对性的伦理意义方面) 。这门知识可以提供关于族群与国民认同的基本知识,增强对区域文化构成的认知,提升人民的自信力,以及不同民族之间的友好交往之道。今日人类学也包括应用的项目,但它首先提供的是认识人、族群、文化、社会的理论和方法,随之力求寻获理论进入社会实践的可能性,人类学的方法和认识论原则已经影响到世界各地的文化与社会发展的项目决策、过程及其评估。

  一、学院派的传统研究及其扩展

  就人类学学科的特征而言,根据研究方法、研究对象、分支主题、认识论、田野类型、学术传统、新兴与前沿课题,就会产生不同的学科关注点。多年来,我国学院派的研究始终持续着,在一些重要的研究主题上,取得了积累性的文字文本成果;同时,新兴的影视手段也创造了无可比拟的学术意义。

  (一) 汉人社会与少数民族社会

  中国汉人社会的人类学研究理论主要来自于华南的田野调查,为了检验这一相关理论的适宜性,或者获得新的创造性的理论,我们必须在新的、更广阔的地理区域做扎实的田野调查。这其中包括对人类学先驱调研点跨越时空的贯时性文化变迁之理解,以及发现并获得不同地区乡村社会新的理论解释构架。

  早在1986 年,庄孔韶就倡导新一代学人对20 世纪上半叶外国学者和海归学者调研的著名乡村社区进行回访研究。通过共时—历时—共时的跨时空观察与对话,扩展前辈们作品的学术生命并获得理论新知。这类田野调查前后历时20 年,如今陆续生根开花,相继结集出书(含诸种个人专著,如《银翅》等) 。目前已完成中外著名人类学家在中国各地的8 个著名田野调查点的回访研究,涉及至少8 位人类学先行者和10 位新人,分别是林耀华—庄孔韶、阮云星;杨懋春—戴瑙玛、潘守永;葛学溥—周大鸣;许 光—张华志、段伟菊;杨庆?—孙庆忠; 波特夫妇—覃德清;“满铁”调查者、杜赞奇—兰林友,并出版了题为《时空穿行——中国乡村人类学世纪回访》专著。该书除了评论人类学先驱者的田野成就之外,还包含后来者的创造性发现。此书因此获2004 年度“中国学术年鉴奖”。此外,兰林友近年出版了《庙无寻处》,梁永佳出版了《地域的等级》。近年的人类学实践证明,回访性研究铺垫了新老人类学者进行跨时空对话的路径,这种路径使田野点的学术生命得以延伸,由于容易获得历史性的有机关联,因此,有颇多新论诞生,说明这也是培养学术新人的一条便捷之路。

  当然,人类学知识的生产与推广还呈现在系列教材的编纂上。庄孔韶主编了不同程度的人类学大学教科书和教辅用书,并陆续出版了《人类学通论》(获国家图书奖) 、《人类学概论》(获教育部高等学校精品教材奖) ,以及大型教辅读物《人类学经典导读》,更构成一个完整系列。该系列教材既有介绍人类学前沿理论与分支学科的大型通论性教材,又有国内首部文字和影视合璧出版的人类学概论性教科书,还有导读典范作品的教辅读物。从近年来的发行情况看,该系列教材已成为国内本科生和研究生人类学教学和科研(含考研) 的首选教材,在全国各大学人类学民族学与相关系科的研究生和本科生高年级教学中有较高的使用率,并直接推动和影响了中国大学人类学的课程改革。

  除了中国主体民族的汉人社会研究之外,近年来,少数民族族群的研究也有颇多亮点。自从族群理论引进中国以后,出现了中国学者自己的创新性研究成果,其中尤以王明珂的开拓性田野成果最为明显。通过1994 年至2002 年连续九年长久而详细的田野调查与文献资料搜索,并运用时兴的族群理论,王明珂撰写了《羌在藏汉之间》一书。他以位于青藏高原东缘民族走廊上的羌族为例,在呈现当代羌族在社会、文化各方面居于汉藏之间的驳杂特性的基础上,进而说明造成羌在藏汉之间现象的历史与文化动态过程。[1 ] 毫无疑问,王明珂的文献加田野的历史民族志研究,并没有拘泥于族群性的原生论与场景论争议,而是在历史文献田野基础上,进行深入持久的实地调查,从而提供了一种羌在藏汉之间具有连续统意义的新的解说,开启了川西民族走廊的历史人类学研究新风。

  紧随王明珂的华夏边缘研究,翁乃群尝试响应费孝通倡导的民族走廊研究,打破以往在点状空间里单一族群的研究模式,将族群置于走廊区域空间的交往互动中加以考察和分析。2004 年,他主持的“藏彝走廊族群认同及其社会文化背景的人类学研究”的课题,主要运用社会文化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方法,辅之以历史学和语言学的方法,沿藏彝走廊选择了四个田野调查点,从文化多样性、族际互动与发展的视角,探讨村民社会文化生活的不同层面。显然,藏彝走廊的族群认同是动态的,不是固定的,它会因更大力量(如全球化) 的影响而变化。其日常的表述和认同更多地表现为与周边的关系,然而,民族识别却成为外在于日常性的另一种知识性劳动。[2 ] 应该看到,今日中国学者的藏彝走廊研究无不关注宏观层面的环境、族群、文化之间的互动关系,从而试图破解原先人类学研究所具有的狭隘的“一村一点”模式的局限性,尝试在山脉走向与江河流域的地理空间范围与人文类型的社会空间范畴里,深度考察不同族群文化生态的空间特征与社会历史发展轨迹。

  上述这些代表性的研究,无论是汉人社会的回访性研究,还是区域性的藏彝走廊考察,作为一种行之有效的研究取向与人类学新知的生产过程,获得了中国人类学家的广泛认同,并在更为广大的地域加以实践。然而,在如何借鉴与整合人类学理论发展脉络上的学术成果,如传统的宗族理论、施坚雅的集市空间理论、小农经济理论、苏联的经济文化类型和历史民族区研究模式等方面,目前尚有继续加以评估、比较与整合的空间。

  (二) 多点调研与海外民族志新实践

  近年来,人类学者一直在努力突破单一民族志田野工作点的局限性,开始考虑扩展和倡导选择多点民族志(multisited ethnography) 。这一实践侧重探索两个以上的区位以及它们在时空场合中的相互联系。应该指出,多点民族志文本与现有的区域性分析,可望形成一种新颖的田野工作类型。在研究的整个时期里,田野工作者不必把自身固定在一两个社区里。相反,田野工作者必须具有灵活性,其工作场所应在一个包含多个地点的网络中。实际上,这就是多点民族志研究的目标。[3 ] ( P92 - 95)

  前述翁乃群主持的“藏彝走廊族群认同及其社会文化背景的人类学研究”的课题,就沿藏彝走廊选择了四个田野调查点,分别为:陇南地区宕昌县官鹅乡、青海海东地区化隆县卡力岗地区、川西甘孜藏族自治州康定县麦崩乡,川西南凉山彝族自治州木里藏族自治县水洛、屋脚、依吉三个乡。兰林友主持的“华北宗族组织与村落政治:同姓不同宗的本土解说”国家级项目,在选择田野工作点时,就特别考虑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简称满铁) 曾经做过实地调查的六个华北村落(分散在今北京、河北、山东等地) 作为田野工作点,体现出多点民族志的选点设计。这种研究样本选点设计强调不同类型(如不同区域、城镇类型与乡村类型) 之间的比较。因此,在华北满铁调查村落的人类学再研究中,既利用满铁的材料,又从人类学的共时平面切入,融合历时与共时两种研究视角,还可与不同学科(如社会史) 的学者(包括国际学者) 进行学术对话。[4 ]同样,罗红光主持的“公共服务社会化研究——社会协调发展的社会人类学分析”课题(中国社会科学院) ,从公共卫生(艾滋病) 、环境保护(水与林) 、义务教育(9 年教育) 、社会福利(养老院) 四个研究领域,选取不同地域的16 个点,超越传统的田园式的、封闭的田野工作,分析公共服务的社会化可能性和程度,以此来尝试建构与公共服务的国家化、市场化和专业化并驾齐驱的公共服务的社会化。这个研究项目的特色体现在不仅有多领域、多点民族志选择,而且将参与者首次纳入研究之中。这就是说,参与项目的志愿者既是公共服务的实践者,又是研究对象。

  与多点民族志的选择思路不同,高丙中主持的“发展中的公民身份和公民社会:人类学的多国比较研究”教育部重点课题则倡导进行海外民族志研究。他认为,“中国人类学当前应该有一个新的转向”[5 ] ,以整个世界为实地调查的田野,而不应该再局限于以本国为调查的田野。从2002 年开始,该课题组在国外社区开展了以规范的一年田野作业为基础的民族志研究,先后选择泰国、蒙古、马来西亚、印度等国的一些特定社区做田野调查,2004 年扩展到西方发达国家。目前,已经有8 人在8 个国外社区完成了一年期的田野作业,其中有4 人已完成论文写作,分别是:“泰国一个乡村的政治民族志”(龚浩群, 2005年) ;“‘平常’的变奏:一个马来村庄日常生活的民族志”(康敏,2006 年) ;“公民身份、行动主义与民主:印度喀拉拉邦社会政治的民族志”(吴晓黎,2007 年) ;“平等的边界:澳大利亚首都地区民间组织的文化实践”(杨春宇,2007 年) 。张金岭正在撰写的博士论文是“‘法’眼看中国:文化想象中的他者”。另有3 个国外或境外社区的一年期田野作业正在进行之中,它们是中国香港/ 夏循祥、中国台湾/ 林幸颖、俄罗斯/ 马强。

  与此同时,李朝辉博士和田燕博士先后对日本人和韩国人的研究采用了分别在跨国两地做关联性研究的方式,李朝辉的专著《中日跨文化的话语解读》已出版,田燕的《文化聚合与文化推进》(韩国人组织与文化的人类学解读) 即将出版。阿嘎佐诗在新加坡完成了关于后殖民主义的研究,中山大学的两位博士研究生分别在日本和马来西亚进行了为期一年的博士论文的田野研究。尽管做国外社会的实地调查研究已经初具规模,但在中国当下的学术情境中,由于学制上的安排,并不能充分地推行这一学术实践。

  随着中国的崛起,海外市场的开拓,语言能力的提高,学术资源的多元化,我们有理由相信,海外多点民族志调研将会有较大的扩展。其中,文化多样性的田野识别不仅有助于人类学学理的进步,而且为国际政治、经济、贸易与企业发展、交流与应用奠定了重要的人类学知识基础。

  二、影视手段:特定的人类学诉求

  今天,随着录像设备容易获得且质地提升,越来越多的学者参加了专业或非专业的人类学调研摄制。即将于2009 年7 月在中国昆明召开的第16 届世界人类学民族学大会电影节,中国学者的参展作品占了大半。现在,我们已经看到民族志电影紧紧结合学术,成为图像与文字合璧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得到人类学学者的推崇和支持,取得了很大成果。此外,让人类学纪录片走入电影院的努力也在台湾地区得到实践;另外一个新的摄制方向——应用的影视人类学[6 ] ( P81 - 102) ,已经在中国大学的人类学师生中兴起。

  中国人类学家在最近十年,积极涉入公共卫生和医疗,以及文化遗产保护等应用研究项目中,其中,影视人类学摄制已经频繁地使用在戒毒、性病和艾滋病防治、流动人口(含性服务者) 、物质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教育改革与乡村发展等方面,已经积累了一批人类学家直接参与的影视人类学作品。

  例如,庄孔韶关于小凉山彝族“虎日”戒毒盟誓仪式的考察与研究[7 ] 运用了人类学研究的整体论原则,在寻找地方族群毒品依赖行为的社会文化原因的同时,考虑建立不同于科学的方法论的另一种方法论——即以文化的力量战胜人类生物性的成瘾性。彝族人民运用强大的习惯法与仪式、家支组织、信仰与尊严、民俗道德、亲情教化等集合的文化的力量,实现了世界上最高的戒毒成功率(64 %~87 %) ,目前正在进一步推广。他还运用“作为文化的组织”的组织人类学理论来考察流动人口,如性服务者的流动中的组织特点,发现不同族群的组织流动差异,以寻求不同的健康教育与防治疾病干预方法,直接向公共卫生专家提出建议。影视人类学影片《虎日》等,一改传统单纯描述与文化诠释的特点,探索影片的直接应用目的并付诸推广,从而为影视人类学开辟了应用的新方向。

  长期以来,以迪木拉提为首的学术团队对新疆维吾尔族、哈萨克族等的萨满教信仰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田野调查,这在国际国内学术界尚属首次。目前,31 册的“新疆少数民族民间信仰与民族社会”系列丛书正在陆续出版。这些成果必将成为新疆民族学、人类学、宗教学研究不可多得的宝贵资料。在文字撰写之外,他的研究团队还使用影视人类学的手段记录了丰富的、第一手的有关萨满教与民间信仰的影像资料,开创了新疆学术界利用影像手段记录特定民族文化事项的先河,其获得的各地多民族难得见到的仪式过程记录,弥足珍贵。迪木拉提在国际权威刊物德国《人类学杂志》上发表的相关论文[8 ] ,也引起了国际学术界的极大关注,为新疆的人类学研究赢得了声望。他使用的调研文字撰述和影视拍摄相结合的研究手段,正是近年来中国学界崇尚的做法,因为文字与图像研究成果具有互补性,这是文字撰述和人类学纪录电影合璧研究形态的优秀个案。

  自1999 年以来,罗红光主持的“对谈”工作组长期进行的“学者对谈”学术活动,开启了人类学影视运用的一个新的视角。“对谈”作为一种学术实践,主要由人类学家设计策划,由包括人类学家在内的多学科学者参与,意图建立不同知识之间理解和对话的桥梁,在跨文化、跨专业、跨国籍方面利用新的媒介尝试对异文化之理解。“对谈”基本上采取了影视人类学的做法,除了音像资料之外,还有文字材料的摘要,如杜赞奇与罗红光的对谈《在国家与地方社会之间》。到目前为止,她们已经拍摄了25部《学者对谈》,为中国的社会科学学术史留下了一笔音像资料的文化财产。其中,鲍江拍摄的题为《社会学视野里的全球化》即将出版。这是一部人类学影片,借助影像手段,从人类学的视角介入社会学知识系统的建构。跨文化的沟通与理解是人类学的学科传统,该片制作者把社会学当做一个文化体系,一个待认知的“他者”,通过对这一文化体系的承载者即社会学家进行访谈,然后在访谈录像素材的基础上编辑成片。

  所有这些影视人类学的研究个案都表明,运用影视手段能够表达不同的人类学研究主题,甚至能够将研究主体与研究客体并置在同一影像的场景之中。因此,只要利用得当,影视手段的直观表达自然比文字描述更具有在场感和研究背景的纵深感,更能呈现不可言状的层次性。不过,由于影视语言和文字撰述的不可替代性,决定了二者之间互补关系与整合关系处理水准之高下,这无疑为中国人类学者未来的影视人类学研究素养提出了新的方向与要求。

  三、应用人类学:公共卫生与社会发展

  公共卫生对社会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积极或者消极的作用。这一领域在人类学中属于应用研究的一个分支。它预设的问题是当发展受到某种公共问题(如天灾人祸) 的影响时出现的一系列连锁反应和人们的应对策略。同时,在衡量一个社会或者文化群体的生活质量方面,公共卫生作为一个重要参数,是人们观察社会发展方向及与社会福利系统相关联的制度化建设质量的指标之一。

  近年来,景军在研究艾滋病问题和其他公共健康问题研究方面颇有建树。他对艾滋病的分析集中于艾滋病谣言分析、面临艾滋病风险的人群行为分析、中国血液买卖市场的后果分析,以及青少年吸毒问题与艾滋病流行的关联分析上。同时,景军与研究伙伴将社会学和人类学的部分理念运用于中国艾滋病疫情和防治力度指标建设之中,这是一个国家“985”项目支持下的研究题目。该研究对“泰坦尼克定律”予以阐述并结合“风险社会学说”来讨论中国艾滋病风险问题。“泰坦尼克定律”旨在说明社会等级与人们易受伤害性的关联;“风险社会学说”中有关主观风险和客观风险的分析旨在阐述实际存在的风险和人们认知中的风险之所以对称或者错位。将“泰坦尼克定律”和“风险社会学说”同时纳入分析框架,研究者发现,中国艾滋病流行的实际风险和风险认知都带有深深的社会阶层烙印。沿着这个轨迹考察问题,研究者还会看到实际风险和风险认知的重合。也就是说,社会地位越低下的人,其客观上易受伤害的风险程度就越大,同时,风险意识中的错误知识和恐惧成分也就越多。造成这一重合现象的根本原因是社会分层的作用。[ 9 ]

  在人类学进入公共卫生领域的社会文化因素分析之中,庄孔韶及其研究团队几项新近的研究成果最具代表性。主要是:第一,人类学、社会学理论切入临终关怀研究的综合成果,率先实现了人类学家和公共卫生专家跨学科的临终关怀的理论与应用研究。第二,以新的方法论剖析云南宁蒗“虎日”民间戒毒法[10 ] 和实施扩大无毒社区的应用实践项目。第三,流动人口两大类型(内陆型和跨境型) 及女性人群防治艾滋病对策依据与建议。该团队以四川省资阳(Vs 广州) 和广西凭祥(Vs 越南) 为调研点,运用组织人类学的理论寻找区域乡村性服务者流入城市的组织流动特点,以利找到控制艾滋病流行的应对措施。

  庄孔韶从有关戒毒的重大问题中找到不同的方法论应对思路并付诸实施。他在发现民间仪式戒毒的有效性并探讨其成因的过程中,以人类学的生物性—文化整体论原理为出发点,解说一个仪式何以调动和激活了小凉山彝族来自家支组织、信仰、伦理、尊严、习惯法和民俗教育等层面的文化资本诸要素,从而激发出战胜人类生物成瘾性的坚强毅力的原因。从而,人类学给出的是一个既具学理性,又具应用性的文化诠释,其重大意义在于,在科学之外,还有一种可以如愿以偿地成功的文化动力可以运用。这项研究可以有效地推动地方人民转化这种人类学的方法论与社会实践新思路,应对瘟疫、艾滋病和扩大无毒社区的社会实践,以更自信的姿态积极参与艾滋病防治事业。可以说,发现问题,以人类学理论加以诠释并带动应用性实践最为重要。

  从本质上说,艾滋病防治还是一个社会政治问题。因此,能否有效地遏制艾滋病的传播与泛滥,很大程度上要依靠全社会的努力,来改变、纠正导致其蔓延的政治、社会、文化与经济因素。兰林友近年来与地方非政府组织携手合作,利用人类学的主位视角,通过连续的累积的田野工作,积极探索地方文化特性,摸索具有地方特点的、更具有针对性的艾滋病防治策略。兰林友探讨了地方社会力量参与艾滋病防治的有效动员方式,推广定时定点的干预模式,探究吸毒人群美沙酮维持治疗策略推广过程中脱失率高的世界性难题,与美沙酮维持治疗门诊点合作,尝试建立综合的医学的、心理学的、社会学的干预模式。在社会发展研究方面,罗红光主持的“公共服务社会化研究——社会协调发展的社会人类学分析”课题在研究方法、研究对象与主题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一般而言,人类学研究需要一个人在一个地方从事长时段的田野工作。然而“,公共服务社会化”课题分解环境保护、义务教育、社区服务和公共卫生四类田野,将“参与者”本身直接纳入分析对象,在统一方法的前提下分派研究对象去不同地区,把自愿报名前往公共服务点从事半年辅助工作的志愿者作为研究对象,从他们身上获得信息,并进行公共服务/ 公共卫生的横向比较。该研究对方法论的挑战在于:第一,不用量化方法,人类学是否能做共时性的大规模田野工作。第二,把研究对象放入异地的田野进行研究,超越传统的田园式的、封闭的田野工作是否有可能。第三,通过对作为“他者”的研究对象主体性特征的分析看公共服务的社会化可能性和程度,以此来尝试建构与公共服务的国家化、市场化和专业化并驾齐驱的公共服务的社会化。

  特定的生态环境和社会发展问题息息相关。从1993年开始,迪木拉提和崔延虎开展多学科、跨学科的研究,对小型社会发展与微观生态环境进行整合性田野调研(目前已经调查的小型社会有20 多个) ,并对新疆草原牧区社会与绿洲农耕社会同生态环境的关系进行研究,在学术界首次运用了“绿洲生态人类学”的概念、理论架构与研究方法。他们重点探究文化变迁与生态环境变迁的关联,特定的生态环境中多民族文化存在的多重关系,地方性知识,现代化过程中民族文化保护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复杂关系,以及汲取地方性知识的必要性。在调研的基础上,他们提出了有关新疆生态环境与文化关系的一些创新见解。在考察文化与环境的关系之后,他们认为,游牧民定居工程之所以没有可持续性,其根本原因是,制度因素导致草原生态环境恶化,牧民文化急剧变迁造成文化中断。既然制度因素对于地方社会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那么,制定防止环境恶化的具体的、容易及时贯彻的政策措施就刻不容缓。

  四、应用人类学:文化遗产保护

  在当下,物质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运动在中国已经蔚然成风,然而,作为最具多样性文化识别能力的人类学的贡献却姗姗来迟。直到20 世纪90 年代中期人类学家主持《长江三峡库区民族民俗文物保护规划报告》之后,才有所改变,人类学开始进入遗产保护与研究的重要领域。此后,人类学者逐渐开始介入中国境内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相关法律法规以及规划的工作。2001 年,刘铁梁等人类学家参与起草了由文化部主持的“中国民族民间文化抢救与保护工程”规划。潘守永主持了《2008 —2012 年中国生态博物馆建设发展规划》的制定,该规划包括100 座生态博物馆的提升和建设任务。云南大学筹建了“云南民族文化生态村建设项目”,经过多年的探索和实践,在国内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这一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性实践试图体现政府领导、专家指导、村民主导的开发思路与模式,但其发展与博弈的经验和教训则值得总结。在上述中国学者已经取得的可喜成绩面前,笔者提出的问题是:文化遗产保护的价值何在,以及我们怎样实施保护,这些问题需要及时做出学理上的解答。

  文化遗产的价值在于它们包含着历史往昔的确切信息,而其情感的价值表现是:国家与民族的认同和象征、历史的传承感,以及人民的信仰。民族民俗文化遗产的价值也是多方面的,包括生态学的、历史的、科学的、人文与艺术的。此外,特定的民族民俗文物确有使用和利用的价值,因此成为今日风靡中国的文化产业的理念基础之一,如果这种文化产业不以牺牲地方人民文化主体性为代价的话。

  从20 世纪联合国关于文化遗产保护的一系列公约内容看,时至今日已经确立了文化遗产保护的一般性原则,即“保护一个环境”(《威尼斯宪章》第六项,1964) 和保护说明文物所携带的“社会与民族特性”(《马丘比丘宪章》,第八项,1977) 。例如,宪章为了最大限度奏效,规定“文化遗产保护应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整体性政策的组成部分,并在各级城市规划和管理计划中考虑进去”。国际社会数百年积累的文化遗产保护原则与经验,与民族文化认同紧密相关,要求公众舆论和政治家在实施保护计划时能够对人类社会的经验、学理和实践采取谦虚的态度,而不是想当然和漫不经心。

  文化的保护与利用是一个包含多学科的知识系统,只有国家拥有权威来吸纳多学科的学问,实现知识互补与实施规划。由于民族民俗文化遗产同样有环境地段的不可分割性,对城乡文化遗产保护的行动范围也必然扩大。因此,所谓国家对文化遗产的全权责任主要在于,建立一个权威的、由多学科专家组成的文化遗产保护、规划与利用的专业委员会,未经该委员会审查与签字批准的地方文物与民族民俗文化遗产工程计划,任何人都不得实施。这样做的意义在于,使每一项文化保护与利用的事项都容纳历史与未来衔接的学术合理性,减少用行政命令取代人文与科学认知,或者滥用所谓“市场经济”的机制干扰国家文化保护事务的不正常现象,亦即阻止国家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和利用的紊乱现象发生。

  在未来的文化保护行动中,我们所推崇的是少数族群的主体性、协商与对话、参与与公平受益等重要原则。这些原则的落实,必将导致文化传承与推陈出新的良性的适应性进程,这是我们所希望看到的。许多人都在探讨文化保护与应用的学理与实践问题,笔者只是想把学院的研究同项目实践连接起来,以合成一些地方性的理论与行动框架,并将这一理论与行动框架介绍到学校课堂和那些准备实施文化保护的地方人民中间,以便一方面不失时机地推进持久的国民文化保护教育,另一方面,在地方文化传承与应用的实践过程中,保护好那里主人们的文化栖居地。

  五、人类学的问题与前瞻

  首先,人类学的基本理念已成为现代世界上国民必备的素养之一。例如,人类学的文化相对观提倡不以外来价值观评估其他族群与文化,世界各民族之间和谐相处的伦理信条也出于此。而且,人类人性与文化观察的整体论也适用于文化多样性的世界。为此,各国教育中的人类学应成为国民基本素养培养的基础学科,这是美、英等国90 %的综合性大学都设立人类学专业的主要原因。

  近年来,在中国的综合性大学里普遍扩展了人类学教学和研究,开设人类学课程或者成立相应的研究机构,在民族院校的民族学专业中并存人类学和扩充社会学,或民族院校都有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的二级机构建制。从学术结构与专业认同来说,除了北京的学术中心地位之外,毫无疑问,人类学具有沿民族地区、沿海、沿江分布的特点,学术中心现象已不明显,而区域性大学设立更多人类学教学科研机构的趋势仍在发展,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现象。

  然而,在中国,人类学如何成为国民心目中有益于国民素养培养的基础学科,尚需中国学者在人类学发展中不懈努力和取得显著的成绩。问题的焦点在于,人类学的理论原理如何从文献理解达到在中国多样性文化的调研中发现新知,这不仅是当今人类学教学需要反思的问题,也是田野工作中知识连接性需要反思的问题。在强调人类学基本理念对提高国民素养的重要性的同时,中国的人类学在一些重要研究方向的理论探索上任重而道远。

  其次,在现代人类学主要分支学科理论的指导下,教育、公共卫生、文化遗产保护、跨国企业与贸易、外交与文化交流等方面越来越凸显出人类学的学科应用性魅力。应用人类学在当今的明显作用体现在多个方面。在中国,已经初见成效的是公共卫生与疾病防治过程中行为观察的文化分析与应用,以及影视人类学和民族志作品的应用。还需要注意和发展的问题包括:文化遗产保护过程中的客观性与主体性评估原则之实践;多元文化教育中区域与族群教育设计与评估的多样性实践;在国际上已实行,而国内尚未参与的跨国企业并购之前期对未来驻在国族群与文化的调研与评估,以及同族群政治和外交基础理论相关的国际性应用调研等。

  很明显,以人类学基本理论为出发点的应用性研究,还包括众多的视角选择,近年来国际人类学在世界文化交织前沿的公司企业和管理等方面的研究热潮,以及在多样性文化国度众多的同类公共卫生、环保问题探索,因其应用性的学理探究与发现,推动了学院式的某些重要的传统问题的研究,促使各国学者对学理与社会实践之间的关联重新加以评估,这同样也是中国学者需要重视的研究态度。

  此外,大学教育系统在适时推进人类学发展的计划上明显滞后。中国的大学与科研体制至今从任期更替与遴选制度上尚未形成有针对性的学习系统,因此,像人类学这类新型学科的发展不免要遇到“因人而异”和“因人设事”的影响,处于不得不利用契机推动发展的状态,令人失望。既然人类学学科教学科研的扩张状态是一件好事,那么就希望负责教育规划的有关部门能够不失时机地推动人类学的学科地位改观,扩大对新学科的资金支持力度,更好地发挥人类学在理论与应用实践上的重要作用。

  今年,中国成为五年一度的世界人类学民族学大会的主办国。大会的主题正是强调人类学学科的文化多样性,届时将有国内外5 000 多位来宾云集云南省昆明市参加大会。大会将设立100 多个学术专题讨论小组,举办人类学巡展和影视人类学电影节。希望借这次难得的机会,提请各部委(含教育部和国家民委) 和大学给人类学学科以特定的支持,确立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的正确学科导向,实现理论创新与应用性发展的有机结合,繁荣中国的学术事业。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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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正式发表于《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9年0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