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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东杰:“思想与知识”和《思想史》的“重写”

 

 “世纪”一词,本是人们出于记时的方便而权宜设定的“假有”,世纪交替,并不意味着世界从此就焕然一新。然人心之“痴”,原是题中应有之意——世纪之交,似乎总得发生点什么,才当得上“新”的名目。这“发生”了点的“什么”,有时是在意料之外,譬如,就在19——20世纪之交的那几年里一系列新“材料”(说是新“材料”,对大部分人只是后来的认知,当时应该叫新东西)的发现:敦煌遗书、甲骨卜辞、大内档案……原不是人刻意的“追求”,在当时,除了一二有兴趣的人,也没有引起更为广泛的重视,却不料成为后来“新学术”发生与发展的并不太远的造因之一。而另外一些事件,则太半由于参加者的心力造成,如千禧年到来之前学术界的回顾风。一个旧的世纪要结束了,是不是要为它做一个总结?而总结又总是意味着前瞻,于是,在往后看的同时也往前看,期待着一个“新”面貌。
 
在这个时候读到葛兆光先生《中国思想史》的第一卷《七世纪前中国的知识、思想与信仰》,不知算不算巧。这部书从结构到内容,甚至版式设计都刻意体现着“新”。葛先生自己把他这部书放到“八十年代以来”关于“重写”的讨论语境中,正是现身说法,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解读的思路。盖既要“重写”,当然是对旧的不满——这不满,涉及了框架、结构、内容、思路、观点。那么,在这二十年中,关于“重写”的议论是发生了什么变化,抑或一以贯之?
 
“每一代人都有每一代人写的历史”。相当长的一段时间,这是“重写”或希望“重写”的人每每征引的一句话。那意思是说,每一代人都有其特别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因此,对事物的看法也各不相同,其中自然也包括了对过往的历史事实的解释,因此,就有了不断“重写”的必要。譬如说,从前人们讲杨贵妃是红颜祸水,要为唐朝由盛转衰负担责任,现在呢,妇女解放,当然要为她洗刷罪名。换言之,这一类型的“重写”是以对价值的“重估”为背景的,它表达的毋宁是这一代的“思想”,而不是追溯历史本来的面目,因此,在“写什么”和“怎么写”这些看似纯属“工具性”的问题上,“重估”论者更多地带有乐观主义色彩,或者说,根本也就不成为问题——“重写”是随着学者主观世界的不断变化而自然发生的。
 
而另一方面,在实际生活中,人们思想世界改变了,却未必出现让人满意的历史作品。对杨贵妃,人们当然不必再去秋后算帐,可是,又怎么样呢?对唐代历史的转折过程,我们并没有知道更多。如果我们承认,历史研究的主要职责在于追究和解释历史进程本身,而不是如何评价历史人物和事件,那么显然,历史的实质性重写就并不主要依赖价值观念的变更。作为历史研究的一部分,历史写作的成功与否,主要还应该在学术史的内部语境下加以探讨。
 
因此,一方面要面向未来,一方面也要上接传统,则“重写”不是件招之即来的容易事,“新”就得受“旧”的制约。这一类型的“新”学术,是“旧”学术逼出来的,是不得不“新”,而不是仅仅来自写作者的个人意愿。若依据常常被征引的托马斯•库恩的科学革命理论,学术典范的转替,是旧典范的崩溃和新典范的兴起,因此,只能从学术史本身的发展中才能获得理解。因此,在学术革命的领域中,更有价值的答案是由“史”(学术传统)的研究而不是对天才学者本人的智力探讨所提供的。实际上,在近五十年来最有影响的一批“科学哲学”家们中,我觉得,库恩是最有历史感的一个,他公开承认他的理论来自对科学史的研究,而他的理论也常常被历史学家征引。当然,我们在“革命”史上看到的,大多是“振臂一呼,应者景从”的现象,这里边或许真有“超凡魅力”(Charisma,葛先生译为“卡里斯玛”)的因素,不过,至少,在相对说来更具一些“精英”色彩,不太爱做追星族的学术圈,“领袖群伦”却一定要外在条件的支持,才能让人信服。换句话说,革命是否成功,需要主客观情势的“里应外合”,不光要学者的头脑里闹革命,还要外部有闹革命的条件才行。因此,是不是“每一代人都有自己写作的历史”,也就不太乐观。
 
《中国思想史》的“重写”,既是学者的有意而为,也是客观条件逼出来的。首先,六、七十年代以来,“地不爱其宝”,大量的简、帛文书的出土,一方面为人们揭示了“经典”有意无意遮遮掩掩的人们日常生活和信仰世界的面目,另一方面,又为不少曾经被定论为“伪书”的著作恢复了名誉,使他们成为了思想史的“证据”。葛著很注重对新材料的引用,特别是“秦汉时代的普遍知识背景和一般思想水平”一节,更基本上是建立在考古新发现的基础上。
 
其次,葛书有意识地沟通了社会与人文各学科间的关系,我们不难在其中找到考古学、人类学、文字学、目录学、语言学、天文学、科技史等领域的知识、理论与思路,这对延续了至少60多年的“哲学史”思路的中国思想史研究,不能说不是一个突破,而其背景就离不开80年代社会学、人类学、民俗研究等大量学科的“解冻”,和新的语言学理论的输入,给史家提供了大量的参考系。其实,“思想史”这一概念的提出,按照《思想史杂志》(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创办者之一的Arthur O. Lovejoy的说法,正是为了突破旧的学科藩篱,在人类智识史的领域中做到“科际整合”。不过,他本人的为思想史研究树立典范的著作The Great Chain of Being却仍然是“观念追踪”的路数,似乎思想史就仅仅是观念的历史(History of Ideas),这和近30年来注意人类智识世界变化的思想史研究(Intellectual History)就大不相同。后者实际上又扩大了思想史的研究背景,不再仅仅是成系统的观念,而是人头脑里的一切及其发生的过程都纳入了史家的思考范围。其实,我们不妨说,历史学本身就是“科际整合”的,严复不就说过吗,历史“不自成科”,“非专门之学也”,因此,不算“科学”。这和我们从前经常提到的马克思说的“我只知道一门科学,那就是历史学”,相反正且相同。“科际整合”也是近来历史学界常常提到的话题,但成绩并不多,除了和历史学家们的眼光有关,恐怕与其他学科的发展状况也不无关联。
 
傅斯年曾经说过,“直接研究材料”、“扩张他研究的材料”和“扩充他作研究时应用的工具”,是学问进步的三个标准,这在葛书中都有体现,其“进步”是显然的。不过,葛著之所以令人耳目一新,最关键的还是引进了一个新概念,这不但扩大了思想史的研究眼界,也为思想史的研究提供了许多新启发。这个概念就是“知识”。
 
九十年代的学术界,平添了不少新鲜话题,譬如说,关于“思想与学术”的争论。葛先生说,他“对这个问题始终沉默,不愿意介入”,不过,他是“圈里人”,这一话题想避也避不开。其实,早在90年代初一篇题为《思想史与学术史》的短文中,他表达了他的基本看法:一是,“给思想史与学术史分家”是可以的;二是,学术史与思想史并无高下的分别,着意于“研究学术史同样能达到研究思想史的深处”。我们的习惯,一向看中思想,视之为推动社会进步的力量,而以为学术往往是书房里的产物,与时代之间存在着不小的隔膜。十字街与象牙塔,针锋不接,各说各话。思想既比学术重要,思想史当然比学术史的地位要高。因此,葛先生才着意为学术史争上一席之地。不过,他的注意点似还在思想上,因此,强调的是从学术史出发的思想史研究。如果“倒着放电影”,可以看出,葛先生在《中国思想史》一书中提出的一些基本看法,在这篇文章中都可找到原型,特别是“从学术的范围、角度、语言、逻辑中可以归纳一个时代的思维水平”一句,衍生出整整一节对“知识史与思想史”关系的论述,成为本书的基本思路之一。而葛书所蕴涵的“超越”意味,也在这篇文章中得到了佐证。在这部《中国思想史》中,他的表态基本是一仍其旧。甚至连其基本思路,也离不开他对这一问题的思索。简言之,“学术”与“思想”这两个纠缠不清“大词”之间,因为有了“知识”这个更为切实的概念,其关系也显得明朗多了。思想史的任务之一是追溯思想是怎么来的。我们以往的回答当然是说,思想是人类实践的结晶,但是,是怎样一种实践,又是如何转化的呢?而在以往的“思想史”中,思想似乎又仅仅成了一代代思想家的思想传承与发挥。而知识史——思想史的思路则强调思想发生的知识背景,不管思想对知识经过了如何的“抽象”、“简化”、“疏离”、“隐喻”,我们总能发现它们联系的痕迹,尤其是在人们的智识活动还混沌未凿,“思想”与“学术”的分家还没有那么明确的时候。葛先生指出,“有时,知识的储备是思想接受的前提,知识的变动是思想变动的前兆”。这可以看作他对“思想与学术”之争的回应,具体的范例则由他这部书中对中国早期思想的分析做了回答。(上海古籍出版社最近出版的邹振环先生的《晚清西方地理学在中国》所谈到的“19世纪中国‘地理大发现’的文化意义”,则是知识为思想提供依据的晚近事例。)
 
对思想史的知识“底色”的重视,显然是葛书最大的特色,在论述某一时期的更为“精英”的思想史之前,通常是对其“一般知识与思想”的叙述,而在描述“精英”思想的过程中,也不时注意呼应到与一般思想和知识的联系。按照葛先生的说法——也是我们阅读的体会,以往的文化史、思想史著作虽然也强调历史社会背景与文化、思想的联系,但由于只注意历史上的政治大事和经济状况——通常表现为每一时期具体的文化成果与思想叙述之前的历史简述,却无法凸显其与文化、思想的直接联系,往往做得牵强,读得吃力;而文化与思想史的具体展开也不注意对历史现象的呼应,背景和写作的内容成了两张互相割裂的皮。“知识”这一“底色”的插入,则重新调整了思想与其社会背景之间的联系,突出了影响思想变化的“直接背景”。毕竟,政治事件和经济状况只是思想者生活的环境和“背景”,它们要成为思想者的话题,就不能不经过思考这一智力活动,判断问题症结所在,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法,都离不开思想者的知识储备、理论信仰。
 
在思想史中加入这一层“底色”,也有助于解决很多思想史研究的困惑。例如,对思想派别的区分,一向是思想史关注的对象,在中国思想史中,就是“判教”式地把某个人、某种思想归入某一“家”,“分家”的标准则是后人所理解的某一“家”的基本思路和价值取向。但在很多情况下,思想派系的归属把问题简单化了,特别是到了秦汉以后,中国思想互相渗透、影响、综合,如葛先生所说,正是这一混杂了的思想形成了后世人们熟悉的“中国思想世界”,一个人受到的思想影响是多方面的,每一“思想”内部也不再单纯,已经很难分得清谁是道家,谁是儒家,谁是法家——或者说,这里的诸“家”,已与思想形成源头的各“家”不大相同了,可是我们在给他们“分家”时,想到的却常常是先秦时的那个“家”,因此不免圆凿方枘。如果我们注意到秦汉之际的思想综合构成了后世思想史的背景,或许就不会为很多思想现象的难以归类感到头疼了。其实,就在中国思想的源头处,有一些概念和观点,就很难说归属于哪一家,而我们也不得不承认有各“家”共享的思想。这原因,我们从前多从思想影响和变异的角度去考察,而葛先生则提出了另一个可能的原因,即:同一时段的思想家也分享着同样的知识背景和证据资源,但是怎样运用这些知识,解释这些证据,则有很大的差异。葛书对战国思想并没有采用我们通常的按“家”论述的模式,而是按照“话题”进行描述,或许正与此有关吧。
 
知识概念的引入,扩大了思想史的研究范围,思想史不再仅仅被看作一连串概念、命题的推演,而是扩大为人的整个智识活动。而葛先生笔下的“知识”,又是一个容纳性相当强的概念,它不仅包括了我们今天所说的科学与经验“知识”,也包括了我们今天认为是巫术和“迷信”的内容。因为在古人的世界里,这些东西都是他们赖以生存、了解世界、阐释意义的有效工具。“知识”不是一个完全超越经验的字眼,至少,什么可以被认为是知识,在不同的时期和文化习惯中,还有不同的看法。一般人们对知识的判定,也只是着眼于其“效用”,而不是“为知识而知识”的纯粹“科学精神”。所以,历史学者所讨论的知识,主要还是历史上人们所认可的那些方面。葛先生并没有用现代知识样本作为去取的标准,这使他的写作更接近于历史的本来面目。
 
研究范围的扩大,也意味着“材料”的扩充。所谓新材料,并不一定是刚刚被发现的材料,也包括一向有而不被认为“材料”的材料。而什么才能被认作“材料”,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学者的眼光和研究的对象。出土文物在葛书所用材料中占了很重要的地位,但是,“出土”、“发现”毕竟是有限的,又带有很大的偶然性,而葛先生这部书把汉字、目录、类书等都当作思想史分析的材料,再加上在导论里提到的历书、善书等,心随所欲,左右逢源,正所谓“世事洞明皆学问”。
 
历史的发展有远因,有近因,事情发生了,人们未必能预料到后果,只能等待,而知识对思想的影响,往往是前者。这就要放远历史的眼光,从一个较长的时段考察问题,避免枝节,单刀直入,对史家的素养有很高的要求。另一方面,这同时需要一种回溯的眼光,从思想的已经发生倒着看知识的先期储备。历史学家不得不事后发言,要警惕的是不要陷入历史目的论的旋涡。葛先生就曾在一篇谈清代学术与思想的文章里提醒我们不要把阎若璩的《伪古文尚书》考据对儒家意识形态的解构视为本初的动机,对经知识史抵达思想史深处的思路,确是一个及时的提醒。此书据葛先生的说法,就是要“‘顺着看’历史”——其实我想,更准确的说,毋宁是沿着历史的道路“上下而求索”,既要逆水行舟,也要顺流直下。
 
不过,正如任何一部开创性的作品,这部《思想史》为学界提供的还只是一个有待继续完善的模型。至少,就作者自己在《导论》中所提出的要求看,还有一段距离。
 
首先,知识史和思想史之间的节奏并不总是一致。如葛先生所说,“知识的历史经常是缓缓地前行的”,因此,对知识的考察往往需要“从长计议”。而思想史虽然也是以“常规”状态为主,但相对说来,由于时时要回应不断变化的社会情势,与其他思想派别和思想家“对话”或“论战”,其变动通常要比知识史更为频繁,甚至往往有“天才”辈出的时代。思想史变化最激烈的时期,有时并不伴随着知识的剧烈变化。如春秋时期到西汉这段时间里,有关天象、阴阳、五行、四季的知识一直是一般知识的基本组成部分,但这个时期却是中国思想史上最受人注目的阶段。在这里,思想的变化就要在知识之外去找原因了。也或许正是由于这种知识变化和思想变化节奏的不统一,葛书对一般知识的叙述有时就显得有些拖沓、反复;而更多的情况是,当他把目光投向“精英”思想的时候,虽也希望时时回顾它与一般知识世界的关联,却不由自主地沿着思想本身的发展线索讲下去,前面提到的一般知识似乎仅仅成了“底色”。第1卷处理的是中国思想史的初期阶段,我们今天称为思想的东西刚刚从混沌一团的智识世界中解脱出来,和一般的知识还是藕断丝连,七世纪以后到明末以前的这个时段,从一般知识这个角度看待思想史的变动,难度恐怕更大一些。
 
其次,虽然葛先生把知识包括进思想史的研究范围,深具启发之功,不过,知识对思想史的参与,是不是仅仅是一层“底色”,一个背景?如果按葛先生所推崇的布林顿对思想史的定义:“接近一种追溯知识的社会学”,那么知识本身也应该是思想的一部分。这一点,对中国古代的思想世界尤为重要。思想和学术(知识)以及学科的划分,本来就是近代观念的产物,中国古人并不分得这么清楚。我们看通常被算作中国学术史著作的《明儒学案》、《宋元学案》,乃至近代梁启超、钱穆的两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所写的即使不是今日所谓的思想史,至少也包括了大量思想史的内容。盖“思”也是“学”的一部分也。举例说,“气”在中国古代医学中不但是对人体生理机能和疾病的生成原因进行解释的理论工具,而且也被中医们视为具有实践效力和经验基础的知识,二者是不可分的。我们也只能把这种“思想”和“知识”当作一个整体来看待,而无法确切地判断哪是背景的“知识”,哪是前台的“思想”。事实上,葛先生在论述中,也并没有把知识和思想分得太过明晰,这或许是写作的需要,恐怕也更合乎历史的原貌。另一方面,中国古人既没有明确的分科意识,各种知识之间又分享着一些同样的概念。仍以“气”为例,这不但是一个宇宙论的假设,也成为医学(养生)、军事、文章写作与鉴赏、美术等“学科”有机的组成部分,对它的分析,就需要我们既站在今日学科的分野中,又要突破学科间的藩篱。就此看,葛先生的书虽然采用了人类学、考古学、文字学等学科的知识进行思想史的分析,似乎仍有继续拓展的余地。
 
第三,葛先生在《导论》里对“思想是怎样发生的”,以及因此,“思想史应该怎么写”的思考,极为精彩,也常为人称道。不过,这并没有完全化为他的实践。比如,关于“历史的‘断裂’”——“它常常是时间顺序和逻辑顺序上无法确定其来源和去向的突发性现象”,这当然也是思想史的一部分,并不能因为它的“断裂”性和不好处理而置之不理,尤其是要写一个“全称”的《中国思想史》的话。而葛先生这部书所关注的主要还是思想的“连续性”——不是说思想只是“断裂”的,但肯定不只是“连续”的。葛先生在对福科有关历史“断裂现象”的思想加以解释时指出,“福科希望找到一个人们还不习惯的历史学思路”,对“过去被舍弃在因果链条之外的现象加以梳理”,而“断裂性”恰恰是传统历史学的“因果链条”最为忽视的现象,我想,“新思想史”还是应该把他们包容进来。
 
无论如何,在近年来“重写”历史的风潮中,葛著《中国思想史》是真正达到了“重写”的目标,有理论,有实践,更有未完成的问题,构成了一个“范本”。更重要的是,它为“另一种形式”的思想史研究指引了一条可以走下去的路。这是值得我们感谢的。最后要说的是,思想和知识到底是一种怎样的关系,这部书已经从思想史的角度做了思考。葛先生在90年代初的那篇文章的末了,提出“超越”中国“旧有的范型”,“使学术史本身也更进一步”。这提示我们,在“知识——权力”理论几乎已成为学术界“常识”的今天,如果从思想史的角度对学术的发展变化加以解读,也许还可以写出一部“另一种形式”的学术史来。
 
(原刊于《读书》2001年第1期,题为《重写“思想史”》。刊本略有删节,这次据原文补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