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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晓义:陈永龄教授与中国民族学


中央民族大学的陈永龄教授与中国民族学的发展联系紧密.从1940年代社会学民族学中国化的开展,到新中国民族学的发展,坎坷和繁荣,他都亲身经历.他是目前中国大陆从事民族学调查研究和教学工作长达半个世纪以上,一直勤奋耕耘并担任博士研究生导师的少数前辈之一.


(一)1918-1948 青少年时代
陈永龄教授祖籍江苏淮阴,1918年11月1日出生于北京一个收入寒微的小职员家庭.他的青少年时代在旧中国度过.这一历史时期正是由"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创的中华民族觉醒的时代,也是抗日救亡运动和人民解放运动不断取得胜利的时代.这样的环境造就了他孜孜不倦拼搏奋进的坚强性格.


1937-1941年,他在燕京大学读本科,接着考入研究院.陈永龄入大学时正值"七七"事变,日本侵华战争全面爆发.由于当时日美关系尚未破裂,所以直到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燕京大学在北平沦陷区内基本上还能保持其学术传统的"自由天地".


他大学前两年读新闻专业.由于李安宅教授("社会学概论")的影响,大学后两年转入社会学系,系统学习社会学和民族学.1939年听杨?教授"人类学"课,开始接触文化人类学.大学后三年每年都以优异的成绩获得学校奖学金.


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创立于1922年.1935年吴文藻教授担任系主任后,逐渐形成了它鲜明的特点,主要是:第一,强调理论建设;第二.结合中国实际开展社区研究;第三,注重队伍建设,汇集一流学者.


在学科内容方面,燕京大学社会学从理论和方法上把社会学和人类学紧密结合起来,打破了社会学研究工业社会和人类学研究原始社会的学科界限,把研究的对象扩展到各种发展水平的人类社会.这样培养出了一批学者既是社会学家又是民族学家.这个学术传统一直延续到现在的北京大学和中央民族大学.在学科发展方向上,吴文藻教授大力倡导社会学和民族学都要根植于中国土壤,使学科"中国化".由于中国的学科理论力量薄弱,所以先要筛选借鉴外国的理论.在三十年代,吴文藻教授对欧美很多学派的理论和学术思想进行了研究,分别写出论文发表.在反复比较之后,他决定主要采用英国功能学派的学科理论和方法.他不断安排师生——由中国学者自己对中国的城镇,乡村和少数民族地区进行实地调查与分析研究.在调查方法上他提倡社区研究,即运用学科理论来设计和指导具体的调查实践,再经过分析研究来验证学科理论.这就是不同于一般社会调查的社区研究.在1930-40年代,社区研究已普及于燕京大学,云南大学和西南联大等大学的社会学系.这种调查研究的主要成果,包括对汉族地区的农村,工厂和少数民族地区的调查报告,列入了由吴文藻教授主编的社会学丛刊系列丛书,于1940年代陆续出版,燕大社会学系还十分重视国际学术交流,一方面把优秀师生推荐到英美著名大学师从知名学者,另一方面不断邀请外国著名学者来校讲座交流,使中国专业人才在学术上始终保持与国际水平接轨.上述简要介绍了陈永龄在校学习期间的主要学术背景.


陈永龄于1941年夏季大学毕业后随即考取燕大研究院社会学部研究生并获全额奖学金.但同年十二月太平洋战争爆发,燕大被日本侵略军封闭,部分教师被逮捕,学校被遣散.他决心逃离沦陷区.1942年他辗转来到重庆找到吴文藻教授.吴于1938年离开北平到昆明,次年在云南大学创建社会学系,并筹建燕大和云大合作的实地调查工作站(1940年为躲避日本飞机轰炸而迁到呈贡城郊魁星阁,所以后来学者们多称之"魁阁").由于受到干扰,吴于1940年到重庆国防最高委员会任参事,同时设立燕京大学西南边疆研究站,并参加燕大于1942年在成都复校前的筹备工作.经吴文藻教授介绍,陈永龄与李镇到新疆迪化(乌鲁木齐)的新疆学院教书,同时作调查研究.吴还叮嘱他们写出调查报告,他说:"新疆是个民族学研究最理想的园地,希望你们在教书之余,深入下去,做好民族调查."这也是吴文藻教授的社会学民族学中国化在全国各地进行调查计划中的组成部分.这次去新疆是陈永龄第一次接触少数民族.从此,新疆就成为他以后多年进行调查研究的重点课题之一.


新疆的调查进行得极不顺利,因为正值封建军阀盛世才统治新疆.盛世才为了清除异己,不断制造冤案,逮捕爱国进步人士.在这种恐怖统治下不仅调查工作难以开展,最后连陈永龄自己在1944年8月大逮捕中也无端被捕入狱.所幸当年盛世才就被调离新疆,陈永龄在入狱四个月后终获保释.他在新疆不能继续工作了,1945年回到成都燕大社会学系任助教,同时继续读研究生,系统学习人类学(民族学)课程.


1945年夏季,陈永龄与林耀华教授一起到四川北部阿坝藏族(嘉戎)地区调查.这是陈永龄第一次进行系统的实地调查.当时设备简陋,交通不便,他们要攀越高山崖壁,在密林丛中绕行.有一次他因疲劳过度而昏倒于崖旁,同行的当地向导等人又已走散,只有林耀华教授返回扶救.不久他又滑倒于坡边险些坠入深涧.师生二人已在老林里迷路,又逢倾盆大雨,只能相偎在一起,彻夜危坐崖边.所幸是在大雨之夜,没有遇到平日这里经常出没的野兽.由此可见老一辈学者在解放前进行民族调查真是历尽艰辛.


1946年秋,陈永龄随成都燕大返回北平.他根据川北考察的材料写成毕业论文"理县嘉戎土司制度下的社会",1947年取得硕士学位.


1947年陈永龄与他的大学同学孙幼云女士结为伉俪.当时他父亲曾以诗勖励:"淡泊宁静靡所争,此生端不为虚荣"….陈永龄也的确一直是勤奋朴实,待人宽厚热情.


1948年陈永龄任燕大社会学系讲师.同年12月,燕大所在的北平西郊获得解放.这时陈永龄已经成长为社会学民族学的骨干教师.


(二)1949至今
解放后新中国的成立为社会学民族学的发展开辟了广阔天地.但在不同历史时期也经历了发展,坎坷和繁荣的曲折历程.


(1)1949-1952在燕大

在解放初期三年多的时间里,国家正处在恢复生产,进行调整和准备进一步发展的阶段.社会学系也在进行变动调整.解放后燕大社会学系逐渐按专业分为民族组,劳动组和儿童福利组.陈永龄属于民族组.1951年燕京大学改为公立大学,2月12日,经中央人民政府第十一次会议通过并由毛泽东主席颁发了任命陆志韦为燕京大学校长的委任书.1951年8月,因学习苏联而取消社会学学科,于是社会学系分成为民族学系和劳动系.陈永龄任民族学系副教授,因系主任林耀华教授去西藏调查,而由陈永龄兼管系务.1952年高等院校院系调整中,陈永龄与燕大民族学系一起转入中央民族学院研究部.


这一阶段中陈永龄在燕大社会学系开设了农村社会,中国少数民族概况,民族志,民族调查,社会调查方法等课程.社会调查方法课包括到农村基地指导同学进行调查.


燕大的办学原则之一就是接近农村,接近人民生活.燕大社会学系也一直强调从实地观察进行社会学研究,所以始终重视建设调查基地.早在1928年就开始在清河镇进行较大规模的系统调查,并于1930年成立清河实验区,包括40个村,居民两万五千多人,作为实验农村建设方法和学生实习的基地.1937年因日寇入侵而被迫关闭.1939年又在附近的八家村(学名平郊村)建立了调查基地.同一时期,吴文藻教授到昆明在云南大学创办社会学系时筹建了燕大和云大合作的实地调查工作站,1940年吴离开昆明后则由费孝通教授负责.燕大在成都复校后,在城北二十里外的崇义桥镇夏家寺开办崇义桥农村研究服务站,作为法学院学生的实习基地,进行社会调查研究.抗日战争胜利后燕大在北平复校,成都燕大也返回北平,社会学系建立调查基地的问题又提上日程.除恢复中断了四年多的平郊村基地外,陈永龄主持开辟了圆明园北边的树村作为调查基地.1949年暑假他带领社会学系的一些同学住到树村,逐户访问进行深入调查.之后还经常去树村随访,直到京郊土地改革时,我和几位同学还参加了那里的土改.以后,我又随土改工作组转到附近的东北旺进行了下一期的土改.


除调查基地外,陈永龄还抓住机会组织同学做社会调查.1949年4月,他组织了社会学系和教育系的几位同学到南苑华美庄进行了一周调查,了解土地改革前的农村状况.


解放后燕大的社会学系中分出了民族组,侧重对国内少数民族进行调查研究.并请内蒙古自治区东部区党委书记刘春同志来校讲授民族问题理论和民族政策的课程. 1950年林耀华教授和陈永龄发起组织"燕京,清华,北大1950年暑期内蒙古工作调查团",四月份,经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刘格平副主任与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夫副主席协商同意,即派刘春同志在京商谈具体计划.调查团总领队为林耀华教授,陈永龄任副领队.从北京出发前,林耀华教授突然接到母亲病重的消息,不得不临时赶回福建老家,因此前期的调查工作完全由陈永龄主持.1950年7月至9月,三校师生共25人在呼纳盟(今呼伦贝尔盟)分期分组进行了调查.这是解放后我国高等院校第一次规模较大的对于少数民族的调查.在各级政府的大力支持和当地各族群众的热情接待下,调查进行得十分顺利.我们二十几位同学都是第一次参加系统的民族调查.我的毕业论文 也是根据这次调查材料在陈永龄老师指导下完成的.陈永龄在这次调查中还负担着很多具体的事务工作,直到最后调查报告的编写,定稿以及油印装订.他始终精神饱满地工作,因为这与解放前他在新疆,在川北的调查遭遇相比,真是天壤之别.


(2)1952-1956在研究部
1952年全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燕京大学与北京大学合并.燕大的民族学系和清华大学的社会学系部分人员则来本校建立了中央民族学院研究部.后来,辅仁大学,北平研究院史学所,中国科学院考古所以及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参事室等单位又有研究人员调入,从而使研究部成为当时中国民族学和民族史学家最为集中的研究中心.


研究部最初由中央民族学院副院长费孝通教授负责.翁独健教授任研究部主任兼东北内蒙研究室主任,冯家升任西北研究室主任,翦伯赞任西南研究室主任,林耀华任藏族研究室主任,潘光旦任中东南研究室主任,汪明?任图书资料室主任.后来建立的国内少数民族情况教研室,则由吴文藻任主任.陈永龄和沈家驹任研究部部务秘书.陈永龄同时还担任民族情况教研室副主任.


1956年研究部部分人员组建了中央民族学院历史系,其余人员于1958年组成新建立的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这一阶段最为突出的少数民族调查研究工作就是民族识别.


新中国成立后,民族关系的变化特别引人瞩目.在中国这个多民族国家的封建时代,各民族关系始终不平等.只有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才实现了各民族一律平等.民族平等必须体现在政治权力机构上,首先反映在最高权力机关人民代表大会中各民族人员的组成以及建立少数民族区域自治的地方政权上.这是中国各族人民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也是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基本政策.但是中国究竟有多少个少数民族,这既是需要认真研究的学术问题,也是影响深远的现实政治问题,需要做出明确的回答.最先由中央人民政府向各大行政区派出"中央访问团"了解各地少数民族情况.1953年第一次人口普查中,自报的民族名称达400多个.这就需要深入调查研究,找出根据,进行识别,然后与当地有关民族充分协商,意见统一后报中央审定公布.除汉族外,首先确认了38个少数民族;在1964年第二次人口普查基础上又确认了15个;1965年和1979年又确认了2个,共计确认了55个少数民族.到1990年人口普查是还有75万人尚待识别,到2000年人口普查时仍有未识别的少数民族73万多人.


1950年代,研究部的很多学者全力投入了民族识别工作,或者与规划中的调查研究工作结合进行.1953年陈永龄与研究部的几位研究人员到西北地区的甘肃,青海等省少数民族地区,并与当地民族研究人员一起进行调查,重点是土族,撒拉族和喇嘛寺院.


(3)1956—1980在历史系
1956年中央民族学院从研究部抽出部分人员组建历史系.历史系除设有少数民族历史专业外,还建有民族学专业.陈永龄曾任历史系副教授,教授兼任系副主任.


1950年代中国少数民族地区社会结构的重大变革就是废除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剥削制度,向社会主义过渡,称为民主改革.在这个巨大的变革中各少数民族的面貌将很快发生变化,因此中央决定立即对全国少数民族的社会历史状况进行一次系统的科学调查.1956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决定组织一支科研队伍进行这项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民族调查.从1956年到1964年前后组织了16个省区的调查组,共有1700多人参加.调查成果由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在1980年代陆续组织出版,包括各少数民族的概况,各少数民族的简史丛书,语言简志丛书,民族自治地方概况丛书和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刊等五种丛书.这样大规模的民族调查研究工作,虽然由于中国文化大革命的干扰而停顿了十几年,但其成果在民族研究工作史上以及世界人类学界都是空前的.陈永龄在这项工作中付出了巨大的劳动.


1956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民族委员会组织了内蒙,新疆,西藏,云南,贵州,四川,广东,广西八个省区的民族调查组.在全面展开调查前,先请有关学者编写关于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等不同社会形态的调查提纲,供调查人员学习参考.陈永龄编写了原始社会调查提纲.他还参加了以夏康农教授为组长的四川民族调查组,并任学术秘书,深入到凉山彝族自治州的中心地区,调查彝族奴隶制社会状况.


1958年,除原有八个调查组外,又增加了甘肃,青海,宁夏,辽宁,吉林,黑龙江,湖南,福建八个调查组.这次调查中陈永龄参加了青海调查组任副组长,一直工作到1961年,并主编土族的简史简志.


陈永龄不仅参加了调查组的工作,还在回北京休整期间讲授"中国民族志","民族专题研究"特别是对游牧封建制的研究,"新疆民族志"等课程.


在1960-70年代,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干扰很多研究和教学工作都停顿了.但是他还能断断续续地完成两方面的工作.一是《辞海》修订中,民族分科有关中国民族的词条编写和审定.早在1950年代后期,中央把修订《辞海》的任务交给上海市.由旧《辞海》的主编人舒新城等筹备并组织上海学术界分工修订.但有五个学科上海不足,而由北京的有关学术单位承担.民族学科就是其中之一.1960年代初,由中央民族学院和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抽出很多人力组织成民族问题理论,中国民族史,中国民族,世界民族和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等五个分科.陈永龄协助夏康农教授共同审定有关中国民族的词目,我担任秘书.1965年《辞海(未定稿)》出版后,由于文化大革命,这项工作停顿下来.1970年代初,周恩来总理指示继续修订《辞海》.期间虽然受到"四人帮"的干扰破坏,各有关单位还是积极组织力量继续修订.终于在1979年出版了三卷本的《辞海》向国庆三十周年献礼,并获1979年上海科研成果一等奖.在这一版中,陈永龄担任编委兼中国民族分科主编.此外,他还参加编写《中国少数民族简况》(共12册);参加翻译海斯等人所著《世界史》.1979年陈永龄晋升教授.


(4)1980年至今
在中国的大地上粉碎了"四人帮"以后,为中国民族学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环境.


1980年中央民族学院成立民族研究所,陈永龄任副所长.1983年成立民族学系,1986年所,系合并,把教学和科研紧密结合起来.1993年中央民族学院改为中央民族大学.


这期间,陈永龄在教学方面主要是带研究生,1985年任博士研究生导师.研究生的研究方向包括中国民族学史和新疆民族研究.他培养了我国第一位中国民族学史的博士.


他还担负了大量的编辑工作.主要有:国家民委民族问题五种丛书种的第一种《中国少数民族》(人民出版社,1981年,北京),他参加编写并担任该书副主编.该书于1987年获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科研成果一等奖.中国大百科全书《民族卷》(大百科出版社,1986年),他参加编写词目并担任编委兼中国民族史分科副主编.《民族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87年),他任主编.该书于1990年获国家民委优秀成果一等奖.此外还担任《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1983年)中国民族部分的特约编审;《当代中国的民族工作》(1993年)的编委等.
与人合著的专著有:《中国的民族概况和民族政策》(民族出版社,1989年),《新疆现代政治社会史略》(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等.


陈永龄的主要著述分别收在他的汉文版和英文版两部文集中.汉文版是《民族学浅论文集》(台北弘毅出版社,1995年),共收入1947—1994年的32篇著述.英文版的文集是《A Collection of Chinese Ethnological Studies: A Dream of Ethnic Unity, Equality and Prosperity》(《中国民族研究文集——族群的团结,平等和繁荣的理想》)(台北弘毅出版社,1998年),共收入1963—1995年的12篇英文著述.


由于他在学术上的突出成就,1991年获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


1980年代以后,随着国家改革开放形势的发展,他的国际学术交流活动频繁起来.1980—1981年应邀赴加拿大里贾纳大学任访问研究学者,在政治系讲授"中国少数民族和民族政策"课程.1988—1990年获美国富布赖特学者称号,先在华盛顿大学人类学系讲授"中国民族学的实践"和"中国的内亚民族"课程;以后又转到斯坦福大学做新疆现代史研究,完成《披着共产主义和民族主义外衣的变色龙,封建军阀盛世才统治下的新疆(1933—1944)》的长篇英文论文并在国际学术讨论会上发表.在美国,加拿大和印度讲学期间,曾参加世界社会学会,美国社会学会,国际社会研究教育学会,美国应用人类学会,美国亚洲学会和太平洋沿岸亚洲研究学会,哈佛大学伊斯兰教国际论坛,加拿大第一民族世界大会,印度统计学会等年会,并提交论文或演讲,广泛结识了国际各界学者,遍访各地数十所高等学校和研究机构,进行文化交流,深受国际同行学者的好评.他对中外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的学术交流做出了积极贡献,从而成为知名学者.


总起来说,陈永龄的主要研究领域是:中国民族学史,西北民族史志和民族社会学.他对于中国民族史,中国少数民族志也都有很深的造诣.他做研究的特点之一就是从实地调查入手.他曾深入内蒙,甘肃,青海,新疆,四川,广东等地的少数民族地区进行调查,对北京郊区的汉族也进行过多次调查.后来又到北美印第安人地区考察.他始终贯彻理论来源于实践,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半个多世纪以来,从他教书育人和从国内到国外的学术经历,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出社会学民族学中国化的历程和中国民族学的发展轨迹及其走向世界的历史趋势.至于他的学术观点和很多深刻的见解,限于篇幅,请读者直接去阅读他的著述.陈永龄教授于198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陈永龄平易近人,乐于助人,可以说是有求必应.他还担任许多学术职衔,如中国社会学会顾问,民族社会学研究会理事长,北京市社会学会副会长及顾问,中国民族学会顾问,中国民族史学会顾问,中国少数民族文化艺术基金会学术委员会委员,国家教委中央民族大学文献信息中心学术咨询顾问,以及国际影视人类学委员会委员,影视人类学杂志编委.半个多世纪以来陈永龄先生带领后辈在发展壮大中国民族学的道路上不断前进,他是我们后辈学习的楷模,也是中国社会学民族学界的光荣.

原文正式发表于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内部流通刊物《人文社会学苑SESA通讯》2004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