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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净:云之西:阿姆斯特丹笔记

 

路上的电影节之
云之西:阿姆斯特丹笔记
 
 
中国的“新纪录片运动”(又被一些论者归入“中国独立电影”)自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兴起,转眼间已活跃了二十年,其势头至今未衰。若把纪录片比喻为一架飞机,拍摄和放映,是它腾空翱翔的两翼。但于今的讨论,似乎都把要点放在“如何拍”,对“如何被看”却甚少关注。然而,任何一部影片都需要与观众见面。在体制和金钱的挤压下,中国的独立纪录片,即没有政府和商业背景的纪录影像作品,一直缺乏走近大众的渠道。其实这也是海外普遍的现象。
既然上不了院线,进不了殿堂,大大小小的电影展电影节,便成了纪录片最重要的窗口。笔者因涉足中国纪录片放映的活动,有机会参加国内外一些纪录电影节和影像展,每次都习惯性地做笔记,回来后及时整理,与朋友们分享。如今翻看,觉得这些资料对于认识影像作品“如何被看”,对于了解中国“新纪录片运动”并不算太长的历史,或有一定价值。特汇集成篇,供同道参考。“路上”一词,即是形容笔者东颠西跑观看电影的模样,也是描写中国纪录片当下的状态。
2003年和2005年,笔者先后参与组织了展示中国纪录片的两届“云之南纪录影像展”。在这期间,又受阿姆斯特丹国际吉利电影界组委会的邀请,于2004年11月21日--26日到荷兰参加该记录电影节。以在国内的经验为基础,对国外纪录电影节的组织方式便有一些切身的体会。
 
11月21日   雨  北京??阿姆斯特丹
10月下旬,接到阿姆斯特丹国际记录电影节(IDFA)主席Ally Derks的信,她代表基金会和电影节组委会,邀请我以“云之南人类学影像展”组织者的身份参加他们2004年的活动。
此次同行的还有云南的诗人于坚和北京的独立制片人季丹。于坚曾经去过三次荷兰,参加诗歌讨论会和诗歌节,还跟牟森的剧组去演过戏。这回是带着他导演的第一部记录片《碧色车站》去放映,该片入选阿姆斯特丹电影节的“新人单元”。这部片子的主要合作者(副导演,摄像和后期编辑)是我们影像展的两位策展人和渊、杨昆。
季丹2000年也和沙青去过,那时他们的片子《在一起的时光》入选该电影节。这次,这部片子又入选同时举办的“影子电影节”(Shadow),在阿姆斯特丹放映。
我们于中午一点多从北京起飞,到当地时间的下午5点到达阿姆斯特丹,同机有很多中国人。入境检查时,排在前面的一个中国男子和一对母女被拦下来,带去询问,我们三人便受到仔细盘问,让出示电影节的邀请信,幸好都顺利过了关。
一个瘦高的中年男子来接站,送我们进城。他曾去过北京,说自己是搞软件设计的,喜欢电影,从去年开始来做志愿者,参与接待工作。他把我们直接送到了接待站(Guest Service),在一栋叫De Balie的老式建筑里。这座房子的三层都是电影节的活动场所,一层和二层是酒吧,热闹非凡。三层是财务办公室和信息中心,有电脑供上网。地下的一层是接待处(Service Desk),有众多穿白色文化衫的志愿人员为大家服务。靠墙的大铁柜分为很多抽屉,每个被邀请的人都可以按照自己的号码在里面找到传递的资料。我收到的报到资料有:一封欢迎信,一份包括节目时间表的手册,一份邀请我明天参加各国电影节组织者的邀请,一份介绍周围旅馆、餐馆、电话、网吧的单子,一张地图。
接待站所在的这片地区叫“噶特曼广场”(Gartman NT Soen),据说是用荷兰一个诗人命名的。电影节的活动就围绕着广场,除接待中心的大楼外,还有两家电影院,一家叫“City Theatre ”,有7个放映厅,一家叫“Filmmuseum Cinema”,有4个放映厅。另有一幢叫(Grown Plaza American)的尖顶大楼,一层是售票中心(Ticket Center),另一边的大房间做电影市场。
在接待站报到以后,我们便一起去找各自的旅馆。因为不熟悉环境,找了一个多小时,其实于坚、季丹和我的旅馆都在附近,离噶特曼广场也就不到10分钟的距离。我在AMS Hotel Museum的柜台报上名字,填一张简单的表格,便拿到房间钥匙。
9点以后,季丹带我们到广场后面找吃的。这里显然是阿姆斯特丹的一个文化-休闲中心,餐馆、酒吧、小购物店一家接着一家,我们在一家意大利餐馆吃了比萨,连三瓶矿泉水,共28欧元。
10点,我按邀请的指点,和于坚去售票中心参加“脱口秀”(Talkshow),一种体现自由对话的讨论会。在那里遇到几个中国人:内地来的黄文海和他的制片人王清仁,他们的影片《喧嚣的尘土》也和于坚的《碧色车站》一样,参加“新人竞赛”(First Appearance Competition))单元;英国来的女子郭小橹和她的英国摄像,她们的影片《嵌入肉体的城市》(The Concrete Revolution)参加“银狼单元”(Silver Wolf Competition)的竞赛;香港Reality Film Production公司的张虹,她2003年以《平安米》参加云之南人类学影像展,今年带来了荷兰Jan Vrijman基金会赞助的《七月》。其他参展的汉语片还有台湾影视人类学家胡台丽的《石头梦》,参加“伊文思单元”的竞赛;大连电视台周于的《离婚和复婚》,及黑龙江电视台王东东的《骑单车旅行》,参加非竞赛单元“Reflecting Images”的放映。
脱口秀由一个加拿大的电影人主持,主题是South by Southeast,由印度、中国、非洲和拉美的几位记录片作者讨论他们的影片和“南方世界”的关系。多是一般的介绍,不深入。这大概是“脱口秀”的特点吧。
 
11月22     小雨   阿姆斯特丹
可能是时差影响,早上4点就醒了。城市很安静,因为交通主要依靠轨道电车和自行车,少了汽车的嘈杂。
9点多,陪季丹去她的“影子”电影节报到。转了半天,才发现它藏在IDFA(阿姆斯特丹记录电影节)购票中心大楼背后的一家电影院里。大门关着,拉门进去,柜台里一个女人让我们11点来,说那时才报到。除了大门外面的一个标志,没有任何说明和海报,和IDFA的热闹比起来,这里有点冷落,怪不得叫“影子”。季丹说,山形电影节的藤冈朝子来过这里,说这个电影节虽然小,却有更多的交流机会,更人性化。
我到De Balie去看抽屉里有什么通知,被IDFA的一个工作人员拉住,说正找我去参加各国电影节组织者的会议呢。就在旁边一间屋子里,大家各拉一把椅子围成一圈,先由IDFA的主席——中年女子Ally Derks介绍该电影节自1988年创办以来的情况(大家可以查阅他们的网站:www.idfa.nl)。之后,各电影节轮流作自我介绍,有保加利亚的,亚美利亚的,非洲的,土耳其的,美国的,尼加拉瓜的,印度的,巴西的,最后是我们的云之南。在场的,还有三个荷兰的基金会成员,他们专门资助第三世界的记录电影活动。我个人对尼加拉瓜的那个小电影节感兴趣,他们有100多部片子参展,不搞竞赛,而且常到农村去放映,很接近我们“社区影像单元”要做的事情。
IDFA这次请这么多小电影节的人来,看样子是想建立一个第三世界记录片的网络。对欧洲的知识分子来说,记录片是一个冲击全球化的政治和艺术标准,发出另一类声音的重要方式。在这些影像的声音中,亚洲、非洲和南美洲的声音还很微弱,我根据有关资料,对这个电影节的参展影片做了个统计,结果是:
1伊文思竞赛单元
英国2部 以色列1部 德国1部 西班牙1部 瑞典2部 罗马尼亚2部 荷兰2部
丹麦2部 巴西2部 美国1部 法国2部 中国台湾1部 智利1部
 
2 银狼竞赛单元
南非1部 荷兰1部 波兰1部 希腊1部 吉尔吉斯坦-加拿大 1部 德国2部 中国-英国1部 挪威1部 芬兰2部 保加利亚1部 丹麦2部 伊朗1部 美国1部 以色列1部
克罗地亚1部 芬兰-德国1部 意大利1部
 
3 新人竞赛单元
美国4部 德国1部 日本-美国1部 巴西1部 中国2部 阿根廷1部 以色列1部
荷兰1部 丹麦1部 加拿大1部 罗马尼亚1部 英国1部 苏格兰1部 委内瑞拉1部 法国1部
 
4 Reflecting Images单元(非竞赛)
英国4部 伊拉克-美国1部 澳大利亚3部 美国19部 英国-新西兰1部 意大利2部
澳大利亚-加拿大1部 菲律宾1部 德国5部 法国3部 伊朗-美国1部 法国-南非1部 拉托维亚2部 瑞典4部 乌孜别克斯坦1部 俄国-瑞士1部 以色列2部 瑞士1部 喀麦隆-法国-德国1部 阿根廷-法国-瑞士1部 匈牙利1部 比利时-加拿大-英国-法国1部 加拿大1部 韩国1部 中国2部 英国-印度1部 Serdia-Montenegro1部 阿根廷1部 南非1部 俄罗斯1部 智利1部
 
5 J V Found资助单元
阿根廷2部 巴西1部 南非1部 伊朗1部 印度1部 Lithuania1部 保加利亚1部
芬兰1部 中国香港1部 Estonia1部 斯罗文尼亚1部 加拿大1部 克罗地亚1部 法国1部 智利1部 Montenegro-Serbia1部 法国-以色列1部
其中来自美国和欧洲记录片大国的影片居多,而不少有关非洲、南美和亚洲的片子,也是欧洲导演拍的。他们有很多电影公司、电视台在投资做记录片,也有一些基金会资助记录片的拍摄。12点会议结束,我到电影节专门办的“记录片市场”(Doc for sale)看看,据说这是欧洲最大的记录电影市场,应该长点见识。
一个大房间,每张桌子都有人在交谈,那是作者、发行人和片商在谈片子的交易,周围的墙上、桌子上都是花花绿绿的电影海报和明信片。还在我们出发之前,每个人就收到IDFA的通知,问是否愿意参加记录片市场的活动,后来才知道,无论片商还是作者,只要预先报名,交一笔报名费,便可以到这里自由交易。作者把影片放到video library(影像库)里,让片商和其他电影节的人挑选,拿到电脑上观看。如果看中,马上就和作者商谈。另外,还可以交钱参加选题评选会,每个作者有几分钟的时间,对各大电视台和制片公司的人讲述自己的拍摄计划,如果有人感兴趣,当场就可以敲定,得到资助。
在这里,经黄文海的介绍,我认识了法国“真实电影节”的艺术总监杜阿梅,她也是一个干练的中年女子,讲一口流利的北方话,是在东北学的。她知道我们影像展的情况后,马上邀请我们明年一月去巴黎交流,并表示:尽管真实电影节在三月举行,她本人脱不开身,仍然希望派一个“可靠的人”来参加云之南影像展。
一点以后,我们一群人(黄文海、杜阿梅、郭小撸、张虹、季丹、云南在欧洲留学的易思成和妻子连小楠、田瑶等)去Cinema1看于坚《碧色车站》的首轮公映(第一轮是给评委看的)。为了观众有更多机会欣赏电影,每部影片至少安排了两场放映,《碧色车站》要放映四场。杜阿梅开玩笑说,作者在电影节都怕没人提问,如果没人,她就先问。真实电影节考虑到这点,会安排一个法国专家陪同一个参展的作者,并有一个助手带头发言,以调动气氛。IDFA给于坚安排了一个很大的电影厅,可以坐几百人。但可能是宣传的原因,大约来了几十个人。主持人是荷兰一个有名的电影评论家,他对这部片子探讨的“时间”概念,和以独特影像表达日常生活的方式很推崇。他把光头、穿黑色对襟衣的于坚介绍给观众以后,于坚只说了一句:“我的片子很慢,希望大家有耐心”,便开始放映。头十分钟的放映出了问题,有画面没声音,经交涉后重放。
122分钟的DV影像,一个没有火车正面出现的关于火车和人的故事。真的很慢,中途有两三个耐不住性子的人离开。火车消失以后,历史又返回原处,时间停顿了。结尾,引了艾略特关于时间的诗句。提问:一个女子问音乐是谁做的?一个外国人作的,曲名就叫《于坚》。一个男子问这片子当地人怎么看?没给他们放过。为什么?虽然和当地人关系很好,收到他们带来的花生,但有的镜头(如吵架)担心他们难于接受。
散场。一个德国男子走来,说他很喜欢,邀请这个影片去参加明年的慕尼黑电影节。
和于坚到De Balie的三楼报账,旅费和5天的食宿由电影节承担,据说今年请了几百人。三楼是一个信息中心,摆满电脑,工作人员和被邀请的人都可以在这里上网。
晚上7点半,我去看一个美国片,Jon Alpert 制作的main Street USA, 很好玩,讲一个电视台开着一辆带设备的大篷车周游美国小镇,每到一个地方,就露天放映记录9.11和伊拉克战争的记录片,对比两种杀戮,然后让镇民自由发表意见。这个片子以及另外几部与伊拉克战争有关的影片,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电影节对当前世界政治的看法。难怪有人说,西方的记录电影往往表现出左派运动和反全球化的倾向。这类影片的镜头语言很活泼,小小的放映厅(约100个座位)全部坐满,大都是年轻人,能感受到在国内电影院看大片的气氛。在18-28号的十天中间,每天早上十点开始放映,最后一场放到晚上12点。天天售票中心都排队。我看的电影有两场都是爆满,凡戴邀请胸卡的人都被挡在放映厅外,先让观众进去,有空位,才放我们入场。
 
11月23   多云 
今天看了一天电影。IDFA的所有电影都公开售票,每张7.5欧元,晚上的时间,以及在校学生还可以打折。入选作者和嘉宾凭胸卡免费观赏。上午 10点,是一部德国片子,叫《中心》( Center ),以欧盟的迅速扩张为背景,讲一个摄影队跑到欧洲各个偏僻的地方,了解当地人对欧洲统一的看法。结果发现,每个地方都在路口立了一块大石头,标明“欧洲中心”,以吸引游客。这不仅让人联想到我们这里到处在争夺“香格里拉”的招牌,甚至由政府命名了一个香格里拉县的情形。最有意思的场面,是在波兰和前苏联拍的,两个老人在屋外竖秆子收看模糊的电视节目,以及人们在一个卖报亭的交谈。统一的政治实体,能真正容纳欧洲的多样性和人们对中心的不同认识吗?
接着,到电影院的三楼看了一会怀斯曼的关于“机构”的影片。下午,又看瑞典导演Mikael Wistrom的新片《Compadre》,90分钟的35毫米电影,讲述他和秘鲁一家印地安人30年的兄弟情谊和冲突。画面质量和镜头运用很考究,但不仅不排斥导演的介入,而且以这种介入和他内心的矛盾作为另一条主线,可以看成是一部带有人类学色彩,又很故事片化的“参与式电影”。
之后又看了由荷兰JV基金会赞助的两部实验性很强的片子。一部是芬兰籍的俄罗斯导演Sergei Dovrtsevoy 的《In The Dark》, 40分钟,讲一个住在莫斯科郊区的盲眼老人,每天织毛线网带,拿去街上送人。但所有人都不要,说有塑料袋了,不用这种过时的玩意。但故事没有停留在这里,因为老人养着一只白色的大猫做伴,它不停地在镜头里捣乱。当猫把老人的东西打翻在地,而观众对拍摄者产生某种期待的时候,导演被迫放弃旁观的态度介入进来,帮助老人—也是他的亲戚收拾乱局。
第二部是前苏联管辖的Lithuania的导演Audrius Stonys的《Countdown》,45分钟,前面的大部分镜头都是作者在寻找一个死在医院的人。没有人说得清他的生活和模样,也没有人怀念他,他似乎消失在人们的记忆中。电影机一点一点进入他的过去,进入一个人秘密的人生,逐渐发现他原来是一个著名的电影导演,因被迫害而放弃拍电影,变成一个电器修理者,最后是一个医院里孤独的病人。影片节奏很慢,总是被访问人的脸,我疲倦之极,迷迷糊糊半醒半睡。直到最后,那个消失的人默默对着窗外凝视,我发现他很像我的父亲。镜头不仅可以表现,而且可以挖掘和寻找。记忆深处的东西变成影像,会让人深思和清醒。
晚上9点,季丹约我去“影子”电影节,和它的主席Stefan Mayakovsky聊了一会。他个人喜欢电影,不一定是记录片,但每年在IDFA很少发现有创意的东西。5年前,他问主办者是否愿意在早上人少的时候放一些他学生做的片子,人家叫他走开。他便和朋友谈论要办一个边缘的电影节,标准是:要像收养孩子一样,只放最好的影片,不凑数,那年有38部片子入选,大多是短片;大电影节顾不上拍电影的人,而“影子”要让他们有更多的交流机会;大电影节把题材当作重要的标准,如强调第三世界的苦难,而“影子”只选有个性的影片,不看新闻性,只重内在的感情。
这个电影节的确很边缘,从电影院的正门进去找不到,要到侧面的小门,转一把楼梯拐上楼,才看见一些人三三两两聊天。放映厅的地板为黑白条纹,约有百把座位,坐了几十个人。先是一个短片的颁奖仪式,气氛轻松,主席拉把椅子坐下,简单说几句,便给获奖的两个学生授奖,奖品是皮蛋和柯达公司提供的几卷胶片。两个学生不在场,主席通过电话向他们祝贺,并聊了一会。之后,放映了沙青和季丹的《在一起的时光》。大家很专注地观看,放映后和季丹交流,好些人还买了她带去的影片主人公做的剪纸,以帮助他给孩子治病。这样的小场合,大家有较多时间谈话,感觉和外面大电影节真的不太一样。
晚上10点5分,大家都赶往City7,观看郭小撸的《嵌入肉体的城市》(The Concrete Revolution),这部影片此前已经炒得很热,作者忙于会见记者和片商,该片在“记录片市场”的调看数一直排在第一位(我离开以前有48次)。几百人的放映厅挤得满满的。这个片子那么受欢迎,有其现实的背景,一是当前中国城市建设所引起的建筑风格以及生态和社会公平问题,已成为国际关注的对象;二是中国大规模的城市扩张,在西方人眼里具有强烈的政治象征意义。至于影片本身,以影像碎片的拼贴和作者个人的解说,制造出一个让西方震惊的东方世界。但在我们看来,只是一个不深入的表象的世界。提问的观众似乎对中国知之甚少,一个人问:毛泽东看了这个片子会怎么样?一个人问:北京是否真像你说的那样没有绿色?如此等等。
11点后,我们先到餐馆后到酒吧聊天。除几个中国朋友,还多了英国的记录片发行人Jane Balfur,她曾经代理过段锦川他们的片子,现在不再经商,而改行做记录片的国际交流活动。下午放的俄罗斯影片〈In The Dark〉是她推荐的。她去年由段介绍,参加了云之南影像展,印象很好,2005年还想带两个风格独特的影片来放映。
 
11月24   多云
今天大家决定闲散一下。
上午9点,会聚到于坚住的Ramada旅馆,遇见台湾影视人类学家胡台丽,她创办了非竞赛的台湾的民族志电影节。前年我在云南省博物馆的时候,曾邀请她来放过一次片子。她答应明年尽量抽空来参加我们的活动,并建议我们应该售票,从一开始就培养观众尊重记录电影的习惯。这次,她的《石头梦》入选“伊文思竞赛单元”,影片主角是一个大陆去的国民党老兵,在台湾成家几十年,即想念大陆的故土,又无法舍弃已经扎下根基的台湾。
整个白天逛街,参观现代艺术博物馆,看天主教堂,到唐人街吃中饭。晚上7点,因jane Balfu的强烈推荐,我去看由法国著名导演Hubert Sauper制作的《Darwin’s Nightmare》(达尔文的噩梦)。这个片子是“第三世界灾难影像”的典型代表。107分钟的胶片电影,故事梗概是:
在经济大萧条时期,荷兰国务大臣的妻子倡导大家喝鱼头汤,于是,一种叫Nile perch的大鱼被以科学实验的名义引入非洲最大的维多利亚湖。这种鱼迅速泛滥,把当地的土鱼全吃光了。西方市场对Nile perch的需求不断增加,导致湖边出现了一个专门加工鱼的城镇和一个货运飞机场。腐败的鱼象山一样堆积,飞机整天来来去去,经常坠落在湖边,当地人却穷困依然。一个守夜的男子微笑着对摄影师说;我们希望打仗,我不怕杀人,因为士兵的待遇最好。货运公司的一个俄罗斯飞行员向导演透露了一个秘密:飞机把鱼运往欧洲,欧洲人则把武器运到非洲。这是一桩鱼和坦克的交易。影片强烈批判生态和社会达尔文主义给世界带来的灾难,帮助人们看清隐藏在环保问题后面的不公平和肮脏交易。
这个尖锐的记录片激起全场热烈掌声。从作者和观众的态度,我看到欧洲人自我反省的精神。其实,不管记录电影节已经如何被商业和政治腐蚀,它们仍然比剧情片保持着更激进的立场。“影子”电影节的主席这样说:故事片是独裁的,记录片是开放的。
走过冷飕飕的街道回到旅馆,我翻看电影节的各种资料。有一本杂志一样的大手册,详细介绍各个单元,包括:
1竞赛单元(Competition Programmes)
伊文思奖(Joris Ivens Competiton)----从近2000部来稿中(60分钟以内)挑选20部入选片,竞争这个12500欧元的大奖。五人评委会于11月24日做出决定,26日宣布。他们还可以授一个评委会奖。
银狼奖(Silver Wolf Competition)----20部不超过60分钟长度的影片入选,由五人评委会选出一个获奖片,10000欧元奖金。
新人奖(First Appearance)---入选19部影片,邀请作者来阿姆斯特丹参加培训,由五人评委会选出一部影片,授予2500欧元奖金。
2 普通单元(Regular Programmes )
“映像”(Reflecting Images)。
“基金资助”影片(J V Fund)。
“低地关注”影片(Highlights of the Lowlands) 专为荷兰影片所设。
“工作坊”影片(Workshop Results) 创于13年以前,10部,其中一部由荷兰文化广播基金会授予125000欧元奖金。
“儿童记录片”(Kids & Docs/ DocU!) 国际儿童记录片的展映。IDFA整年都有与此相关的教育项目。
3特别单元(Specials)。
特别放映(Special Screenings)。
特别项目(Special Programmes)。
10部佳片(Top 10)由Jannie Langbroek挑选的影片。
回顾(Retrospective):纪念波兰罗孜电影学院(Lodz Film Academy, 基斯罗夫斯基的学校)的作品展。
直接电影辩论(Cinema Verite):美国记录片“直接电影”的几位大师举行的讨论会。
实验电影(Para Docs)实验性的记录片展映。
4 其他活动
阿姆斯特丹记录片市场(Amsterdam’s Documentary Markets)
研讨会(The Forum)
记录片货摊(Docs for Sale)
。。。。。。
 
从这本手册的介绍,可以看出IDFA的摊子有多大。它以记录电影的名义,动员了荷兰乃至欧洲大量思想的、文化的、政治的和商业的资源,而并非几个记录片爱好者的小打小闹。
另一本小的手册,则是电影节的日程安排,观众可以很容易找到想看的电影和它的放映场地以及时间。电影院、售票中心和周围的酒吧,到处都有海报、明信片和各种印刷品。在德国学人类学的易思成告诉我,光这些印刷品,就带动了多少设计、印刷的企业。我们这里叫得很响的“文化产业”,在阿姆斯特丹落实得相当到位。然而,商业对电影节的影响到底怎样评价,也是见仁见智的事。从某种方面讲,商业是比政治更民主的手段。不管你是记录片的老手,还是初出茅庐的菜鸟,都可以大大方方地找一张桌子坐下,和有眼光的片商讨价还价。黄文海说,他就是靠上次卖片子的钱,支撑着这次参展影片的拍摄的。尽管片商有自己的政治标准,但他不会因此打压你,也不会因此阻碍你把片子兜售给别人。
荷兰人一向以经商著名,电影节当然也有明显的经济目的。像于坚的片子入选,组委会付他出席电影节的路费和食宿费,四场放映,如果每场有100人,就可以收回2000多欧元,远远超出他的花费了。何况靠了电影节的名气,各种赞助,从世界各地来看电影的大批游客,给阿姆斯特丹带来了不少财富。至于那些非物质利益的收获,就不仅仅是用钞票可以计算的了。
中国做记录片的人不算少,但真正的记录片市场,不受官方垄断的市场,一直难以形成。其结果是,许多好的影片都流到国外,成为他人的精神食粮,为人家的电视台、电影院赚钱赚名声,国内的观众却无缘欣赏,而记录影像对社会进程的影响,也因此大打折扣。
 
 
11月25   多云
上午还是一个人去看片,导演为韩国的Dong Won Kim,片名叫Repatriation,属于非竞赛单元。整个影展,韩国只有这一部入选,而且,和它的独特选题有关。该片以南北韩长期的分裂为背景,关注被南韩抓获的2000多名北方“间谍”的命运。这些人被捕入狱几十年,身心受尽折磨。直到近些年南北统一的呼声增高,韩国的民权运动人士才积极为这些人的解救和返乡而斗争。导演从1980年代跟踪拍摄其中获释的几位“间谍”,记录他们艰难的生存状态,逐渐发现,他们已经不是在为革命的信仰活着,而是在残酷的迫害下努力维护个人的尊严。经过旷日持久的抗议和交涉,这几个人终于回到北朝鲜。导演无法去北朝鲜拍摄他们现在的情况,便把摄影机交给一个去访问的朋友,那人果然见到了那几个昔日的间谍,得知他们被当局当作反美的英雄,到平壤时受到万人夹道欢迎,并住进了现代化的公寓。
影片深刻地表达了政治对人生的影响,以及人对命运的反抗,拍摄手法也很专业。中国大陆和台湾,同样是被战争分割的土地。但或许因为政治的原因,我们这里没有记录片导演去挖掘这样的题材。上百年剧烈的变革和政治风暴,留下了许许多多历史的记忆。那些行将逝去的老人,将把大部份记忆的财富带走。不久前,看到一个藏族作家关于西藏照片历史的书,深感震撼。我们身边的很多DV爱好者都把“玩”字挂在嘴上,除此以外,是不是也应该用镜头对准父辈和自己内心隐藏的部分,把那些必定会消失的时光雕刻成一种记忆的影像?
这部片子有点像韩国的电视剧,感情过于充沛,眼泪太多,叙事拖沓,使人看得疲倦,然后麻木。
下午去梵高博物馆,在他的原作面前,过去的时间和现在的时间相互交融。罗兰巴特说:照片是一种“此曾在”,其实以真实风景和人物为对象的作品(包括写生和记录电影)都有这样的特点:既是过去的(图像所描绘的情景),又是现在的(观看的情景)。我们在时间流逝过程中积累的东西,借助这些影像活了过来。我们可以和过去的时光对话,而风景里面的人也会询问我们生存的意义。
如果说,电视机创造了一个娱乐的空间,它提供此刻的快乐而很少让你思考,电影节则在娱乐之外,还提供了一个回忆的空间。那些不想取悦观众,取悦广告商,而只想刺痛他们,逼迫他们回忆的记录影片,只能在电视节目的夹缝里生存。而在电影节上,它们可能焕发出生命力。就像法国真实电影节的主持者所言,他们不得不跟电视台打交道,但仍要尽量坚持电影节的立场。
下午去设在“美国旅馆”一楼的记录片市场,见到法国的一个片商,同时仔细了解了这个市场的情况。IDFA的记录片市场开办了9年,2004年,组委会为报名者提供了38台观影的电脑设备(2003年是27台),像网吧一样,可以借来任何一部影片单独观看。到影展的第6天,这里的观片次数达到2986次,去年9天的统计是2656次。去年来看片的片商是57人,今年是92人,因此造成排队等待看片的情况。组织者表示,今年的统计将为明年要准备多少设备提供依据。有意思的是,今年拿到市场展出的影片比去年少,从453部减少到415部,原因是挑选更严格了,报名的价格也提高了。大约今后会保持在平均415部的水平。另一种现象是,去年获奖的影片也是市场上被观看最多的电影之一。今年,评委会和购买者的口味发生分歧,只有一部入选伊文思竞赛单元的电影进入销售观看的前10名。这部影片由英-法-芬合拍,Thomas Blames导演的《 A Decent Factory 》。洛基亚公司邀请一位环保专家去他们的中国分公司参观,提供可持续方面的咨询,并同意记录片导演跟随,以做宣传。但导演用直接电影的镜头,拍下了该公司的许多内幕及对中国女工的压榨状况。这部电影的题材,正涉及西方人关注的平等发展等问题,所以被片商看好。
电影节专门为这10天的聚会做了一张彩色日报,一半英文,一半荷兰文。内容有放映日程,重要的影片和活动报道,对导演的采访,各种统计数字,以及和电影有关的广告。电影院、酒吧、记录片市场都有架子放这份报纸,供人免费取阅。我注意到,在第一版有两个Top Tens排行榜,一个是在记录片市场上被观看最多的十部影片,一个是每天观众投票选出的十部影片。在前一个排行榜上,名列第一的是郭小撸的《嵌入肉欲的城市》,被观看48次,并连续一周保持排行榜第一的位置。第二名是一部关于中亚抢婚习俗的片子。在后一个观众投票的排行榜上,没有一部进入三个竞赛单元的片子入选,只有一部被片商看好的10部影片之一:《达尔文的噩梦》(Darwin’s Nightmare)。所以,在阿姆斯特丹电影节上,一部影片要受到三种评判:评委的,观众的,市场的。由此搭建的评价体系,应该说是相对公平和有效的。
 
11月26 多云
电影节不仅是新的思想、艺术观念的表演舞台,也是新的视觉手段展示的场所。这届活动虽然还延续着“电影节”(film)的名称,但录像技术,尤其是数字录像已经明显占据上风。征片的时候,作者交VHS 和DVD,正式放映有35毫米电影胶片和DVD(法国真实电影节也如此)。至于导演们拍摄所用的材料,我做了一个简单的统计:
在伊文思竞赛单元里,用35毫米电影胶片拍摄的有9部片子,用录像带拍摄的有11部;
在银狼竞赛单元里,用35毫米拍摄的片子有1部,用录像带拍摄的片子有19部;
在新人单元里,35毫米影片有1部,录像影片有8部。
这些录像“电影”,基本上采用了数字录像和录音技术,在电影院的大屏幕上放映,效果虽然还赶不上胶片,但已经很不错了。思想和创意自然是第一位的,但技术所带来的变革,依然令人瞩目。在阿姆斯特丹期间,我正在读文德斯写的《与安东尼奥尼一起的时光》,其中有一段安东尼奥尼评价现代技术对电影冲击的话:
“在《红色沙漠》里,我已经在审视适应的问题??适应新技术,适应我们或许不得不吸入的污染空气。甚至我们的肉体也可能进化??谁知道以何种方式。未来或许将以我们想象不到的冷酷呈现自己。我现在又要说回去了,我不是哲学家或演说家。我情愿尝试做事而不是谈论它。我的直觉是:把我们变成新人,更习惯于应付新技术,不会那么难”。
对着文德斯的镜头说完这段话,过了一年(1985年),安东尼奥尼就得了中风,然后失语。十年以后,他依靠文德斯的帮助,拍摄了《云上的日子》。我们阻挡不了技术的进化和自身的进化,但我们可以改变自己的心态和行为。就象一位藏族活佛讲的,路不好,有的人要不停地铺路,其实,你只要换一双鞋子就可以行走。
在拍摄的方式上,这三个竞赛单元的入选片,很少有一个人完成的,导演、摄影和编辑这三个重要的角色,大多是不同的人,录音也基本有专人负责。可见,记录片的拍摄和制作,仍然强调团队的合作。
至于拍摄的手法,可以说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有中规中矩的,也有实验性很强的。影展期间有评论说:许多导演不了解录像拍摄和胶片拍摄之间的差别,以为和看电视的效果一样。但等拿到电影院的大屏幕上放映,摇晃的镜头就把观众搞得晕浪了。可我这次看的一些片子,并不回避摇移和晃动的镜头,甚至将之作为一种特殊的表达,以显示某种风格,或突出记录片粗糙的、接近生活现实的质感。我个人比较喜欢在手法上给人独特感受的东西,毕竟记录片是电影事业的一块飞地,大师不算太多,清规戒律也不多,更能包容新的人、新的思想和新的手法。许多人其实是喜欢电影,而又混不进电影的小圈子,买不起拍电影的器材,才来搞记录片的。于坚感慨地说,他以一介诗人,第一次在记录片领域玩票,直接把片子寄到电影节组委会,人家觉得不错,就邀请他去了。后来我在报纸上读到,有一个参加选片的电影评论家喜欢这部影片的时间观念,以及运用安静的镜头表现生活状态的方式,便极力推荐,使之入围。
记录片不仅仅是艺术,“记录”本身就是一个带有社会和政治色彩的词汇。今年米歇尔.摩尔,《华氏911》的获奖,在欧洲引起一片喧哗,自然也波及到阿姆斯特丹纪录电影节。表现之一是从美国来了大批纪录片参展,仅入选的就有近30部。表现之二是引起了一场关于大众传媒是否虚伪,纪录片是在反映真实,还是在撒谎的大辩论。9.11以后的世界政治和文化冲突,对欧洲思想界的影响是很大的,因而,纪录影像越来越成为不同文化相互询问和对话的桥梁。IDFA主席Ally Derks女士强调:“纪录电影是我们对这个世界进行讨论、提问和考察的最有力的手段之一。……无论在美国还是在世界其他地区,一个制作纪录片的风潮正在兴起,从而导致一场跨越文化的对话”。
由此看来,欧洲的纪录电影节,实际上是当代欧洲思想文化运动的表达形式之一。它们并不是单个的艺术行为和事件,而是欧洲知识界的各种力量力图利用视觉传媒,影响社会大众,开展现代启蒙运动的工具。它们企图在全球化汹涌澎湃的浪潮中,以影像的方式推动社会各个阶层,乃至各个个体发出自己的声音。所以,除了挖掘记忆,纪录电影还有揭示现实,探究未来的作用。所以Ally Derks才有勇气说:“记录电影的现状,给了我们对于未来的希望”。为了给予多种声音一个恰当的地位,今年的阿姆斯特丹电影节特别挑选了15部来自“非西方国家”的影片,其中有4部来自中国大陆。当然,它仍然是一个以西方为中心的文化活动,可其他声音的进入,会使它产生某些变化。参加非西方国家电影节组织者会议的代表,无论是来自非洲的,南美的,还是亚洲的,都在开始自己的事业。仅在韩国,目前就有三个与纪录片有关的电影节。在这几天的活动中,南非、土耳其、印度的代表表现十分活跃,看来和西方电影节已经有一定的交流。相比之下,中国的纪录电影人显得比较松散,茫然,与其他地区的人缺乏有效的沟通。这与中国纪录电影的现状是相对应的。
IDFA每年举办一次,所以组织机构比较庞大:
理事会(Board IDFA)7人(主席1人,成员4人,其他2人)
论坛理事会(Board the Forum)4人(主席1人,成员2人)
基金会理事会(Board JV Fund)5人
顾问委员会(Recommending Committee)11人
组委会(Organization)5人(主席1人,副手1人,财政1人,交流/市场1人,电影节主管/资助1人)
来宾服务(Guest Service)4人
办公室(Office)3人
项目部(Programme Department)12人
出版/宣传(Press/Communication)26人
赞助/特别事务(Sponsoring/Special Events)3人
志愿服务(Volunteers)1人(有数百志愿者)
纪录片市场(Docs For Sale)3人
论坛(Forum)3人
基金会(JV Fund)2人
2004选片委员会(Sellection Committee 2004)9人,竞赛评奖助理3人,后勤8人(票务,汽车,通讯等)
技术/放映(Technical/Sreenings)11人
来宾合作(Guest Co-operations)9人
隐藏在这个庞大机构背后的,是支撑文化艺术事业的荷兰和欧洲社会。这个电影节有不少企业长期赞助,也有政府的支持,而且有三个基金会的撑腰,其中一个基金会是IDFA自己的,基金会主席就是电影节的主席。而且,该电影节还与荷兰和欧洲的电影教育机构密切联系,自身也有全年的纪录片培训计划。其中竞赛部分的“新人单元”,特别邀请世界各地有前途的新导演到电影节参加各种讲座,把培训扩展到了欧洲以外的地区。活跃在各种场合的大批志愿者,更搭起了电影节与公众沟通的桥梁。就像一部汽车的生产能够反映一个国家的制造业水平,一个成功的电影节,也是一个社会经济,文化,政治和教育等因素协调运作的结果。
在此前,中国记录片在IDFA曾有一次获奖记录:段锦川的《拎起大舌头》获得2002年的银狼奖。
此届IDFA的获奖者已经公布,请参考IDFA网站:www.idfa.nl
在回程的飞机上,我一边打盹,一边想我们的影像展。在国际记录电影的版图上,我们的定位是:一个边缘的(marginal)纪录影像活动。它首先关注中国的纪录电影,努力为其提供一个国内和国际的交流平台。国内已经有几个官方的纪录电影节,但体制的限制,以及传播领域变革的必然趋势,为我们留下了很大的活动空间。从1980年代新纪录片运动以来,中国纪录电影发展迅速,主要是就影片的制作和观念的推广而言。由于缺少真正能够保持自己学术立场,并向专业和民间作者开放的电影节,这个领域一直没有形成作者之间、作者和评论界以及大众之间的正常交流。纪录电影对思想解放、社会发展和文化积累的作用便大大削弱了。如果那些优秀的纪录片在国内没有地方放映,其作者不能听到观众和评论家的意见,甚至普通观众还把《国家地理》的影片和《德拉姆》等当作纪录电影唯一的表达方式的话,中国的纪录电影就依然是个长不大的孩子。批评,挖掘,思考,质疑,实验,应当是纪录电影最核心的东西。它是另一种思想的工具,更便于和大众沟通的传播语言。它应该发出多种多样的声音,才能反映我们多元文化的真实面貌。
 
早晨,我朝窗外张望,忽然看见一架飞机从我们的机翼下反方向掠过。它的翅膀下面,是外蒙古无边无际的荒漠。壮观的地貌表面,隐约呈现出一些规则的长方块。是被淹没的耕地?还是荒废的城镇?据说,现代遥感技术可以发现大地上远古的遗存。我们也在用尖锐的镜头,探寻大地的表面,探寻掩藏在地貌下的历史、回忆、事件、时间和诗意。我们的镜头也可能是迟钝的,它会表达谎言、错觉、傲慢、侵略以及伤害。
越过一列山脉,荒漠即刻变成北方密集的乡镇和田野。再往前飞行,巨大的工厂和城市扑面而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