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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净:被表演的戏剧——民间表演与影视传媒的互动

 

(原载横山广子编《中国民族文化动态与国家的人类学研究》
日本国立民族学博物馆2000年)
 
郭净 云南省社会科学院 研究员
                                                 
 
提要
   
近年来,因旅游业的发展,民族、民间文化多样性的价值,越来越受到影视传媒的关注。中国各地区的电视台,把“民族风情”作为重要的节目内容,制作和播出了大量与此专题有关的专题片和记录片。这类节目的基本特点是:宣称自己“真实”地反映了民间生活的面貌,却很少让当地人表达他们的看法。影视界有人把这种观察对象的视角,戏称为“上帝的眼光”。
1996年到1999年间,本文作者受云南电视台一位编导的邀请,以人类学顾问的身份,参加一部有关云南省澄江县小屯村关索戏的电视记录片的制作。在拍摄的过程中,我们发现村民们因各地电视拍摄组的大量介入而改变了传统的表演方式,便放弃原定的计划,把这种改变,以及由此引起的各种观念和行为的冲突(摄制组与玩友、戏班主持人与社干部、戏剧研究者与村民等)作为观察对象。本文是关于这个节目拍摄过程的记录。笔者希望能借此案例,了解代表主流社会的传媒(电视台、外来的调查者、负责文化管理和宣传的文化局)与民间社会的互动关系。并在各种声音发言的背景下,呈现一个多样化的真实。
 
关键词: 小屯村 关索戏 三国 药王 仪式表演     
 
  
 
   小屯是个130多户人家的村子。现在这里的农民都是汉族,明代以前,这一带曾是彝族的聚居地。
    从名称来看,小屯带有军事色彩。据本地人讲,“小屯”是因明朝朱元璋派大军征讨占据云南的元朝梁王,在此屯兵而得名,此前它还叫过“先锋营”。驱车行走的半路,我曾沿途仔细察看,发现这不起眼的村庄果然扼守险要:它北向阳宗海,南靠梁王演练过兵马的梁王山。小屯就在坝子和梁王山交接的角落。一条官道伸出旧日的阳宗城,穿越阳宗坝子,从村前经过,弯弯曲曲爬过梁王山,直达过去的府城、如今的县城澄江。这澄江又紧挨着另一个更大的“海子”——抚仙湖。所以从地图上可以清楚地看出,小屯是扼守在两城两湖之间的一处要地。
    由于后来官道改了路线,阳宗坝子被冷落,小屯也失去了军事上和政治上的价值。直到近些年,澄江的干部如果被分到阳宗去工作,还认为是遭“发配”。然而也就是这几年,小屯却忽然声誉鹊起,成为澄江县文化旅游开发的重点。这并非它有什么著名的古迹,而是那里至今还保存着一出古老的假面表演,名叫“关索戏”。
    关索戏讲的是三国的事情,但角色除了正史中的刘、关、张等人,还有一个陈寿的《三国志》和罗贯中的《三国演义》都未曾记载的人物,叫做关索。这出戏因他而得名,他才是戏中的主角。据小屯村的演出剧本讲,关索全名叫花关索,是武圣关云长的三儿子。三国时诸葛亮征讨南中,也就是云南,三国以及花关索的传奇便与这块“莽荒之地”产生了血肉联系。以前,这出戏剧的演员和关心它的人大部分是本乡本土的农民。到本世纪80-90年代,忽然有学者提出考证,说关索戏是“傩文化”一个少见的品种,小屯村从此受到地方文人,以及来自省城、北京和台湾的研究专家乃至电视台的关注[1]。这种热闹的场面持续到1996年结束的时候,我们也被卷了进去。
    设想是云南电视台国际部的刘编导提出的。她打算拍一组云南民间艺术的记录片,邀我做研究顾问。我虽然没有到小屯做过调查,但对傩文化做过研究。鉴于关索戏的名气,建议为它拍一个专门的片子。经过联系,得知1997年的大年初一,小屯村按惯例要表演关索戏,我们的摄制组便提前一天, 于1996年的腊月30日离开昆明,驱车直奔澄江。
    从昆明到澄江县城,再到小屯,不过4、5个小时的路程。我们打算提前看好场地,表演只有一天,采访再加一两天,便可轻轻松松完成任务。摄制组的成员除了编导刘晓津、摄像老万和我以外,还专门请了原澄江县文化局长,现在退休的刘体操老师,他是最早考察关索戏的学者之一,同县领导和村民都很熟。有他帮助,可以解决同地方干部以及村民交往时的困难。 
 
一、钱的问题
  
中午到澄江,刘老师和现任县文化局李局长已在澄江大酒店等候。简单交谈之间,李局长提及1996年小屯升了“五星级”,有河南、浙江、云南的五家电视台来拍过片子。吃午饭的时候,他终于讲到误工费,说每个演员20元,加上买鸡的钱,大约要付给村里800-1000元的报酬。我们觉得有些意外,没有正面回答,只说得先去村里看看准备的情况。但我心里开始担忧,原本顺其自然的拍片计划,会不会因误工费而受影响。
    我们告别李局长以后,驱车直奔小屯。向北翻过梁王山,一片扇形的平坝展开在眼前。坝子的北边,是波光粼粼的阳宗海。下到山脚,就看见灵峰寺的红墙。从刘老师的介绍得知,这座小庙是每年演关索戏之前举行祭神仪式的地方。从山上流下来的梁王河淌过附近,1995年还发了一场大水,冲倒了灵峰寺的一面山墙。
    进了寺庙的小院,见有两棵高大的柏树。周围一派冷清,没有要搞活动的样子。这时有个男子来挑灶灰,后来才知道是副社长。他问明我们的来意,就大声说:“今年不演啦!”据说是因为今年来过几家电视台,演得太多了,所以春节期间停演一次。一番话,说得我们心凉了半截。我隐约感到这变故有某种意味,提议开机拍摄,整个故事便由此开了头。
    不久,庙祝进来开锁,周社长(小屯为自然村,村民仍把村长叫做社长)引我们入大殿观看。只见神台正中端坐着五显灵官的塑像,左边塑牛王、虫王、猪神、五谷太子、妈祖、田公、地母;右边塑奶母娘娘、春(催)生、寿(送)生、痧哥哥、痘哥哥、哭神精、笑神精。大家先讲了一阵有关神灵的信仰,社长才提起误工费的问题:
    刘老师:“明天你们怎么安排”?
    周社长:“我说嘛,要整(搞)呢。明天就在中午一点左右,准时,就这样安排了,我们也好向李局长(县文化局现任局长)交代。整完了,付点误工费”。
    刘老师:“误工费一天付多少”?
    周社长:“老倌工一天20块钱左右。一般老板来找人帮工,都是20块钱一天,还供吃”。
    刘老师:“这个和老板请工有所不同,对不对?你那个是帮老板干活。我们这个,一方面要宣传我们自己。(别人)来了一次再也不来,谁也不来了,这个就不正常了嘛。这个你们办办嘛”!
    周社长:“是了嘛,这个肯定是我们办了嘛”!
    刘老师:“说好了,明天我们12点来。你只要按正常的开始就行了”。
    周社长:“像这几次都是,你只要拿个千把块钱来,不管鸡钱或是其他事,全搞定”。
    我们原来打算在大年初一表演的时候来,避免搞成给了钱的摆拍。不料还是落进这样的套子。既然演与不演就取决于此,刘编导便只能表示同意,否则在春节期间兴师动众,回去无法向电视台领导交代,摄制组的情绪也会受影响。
    关于误工费的事,大年初二刘编导采访过几个村民,他们作了如下回答:
    村民甲:“象我们这个小生产队,每年玩这份关索,要好些开支呢!生产队要很大一笔,我们生产队还是很穷的,提留款又重,样样事又重,你咋个耐得住玩?我们是三、四十个人玩,一个小生产队玩呀!镇上办事处又不扶持,有时县上给点钱都拿不着”。
村民乙:“在以前没得这份误工补贴,现在完全要靠误工补贴。反正我去玩,你生产队要开我那么多钱,你不开我就不玩,就是这样子”。
刘编导:“以前是咋个办的?”
村民乙:“以前玩关索,至少要炒点瓜子,人家摆在那里,玩友一个都不敢吃。要拿回来,装在一个大柜子里,等玩友统统玩歇了,把药王送了,才敢来分那些东西吃。这会儿一般都以玩友为主,钱分少了就不去,分多点啦,误工费合理我才去。过去玩了,弄点钱集体来分,现在就是各人整各人的,所以没得兴趣”。
  刘编导:“如果不是我们要看你们的表演,由电视台发了这笔钱,你们还是按以前的规矩三年演一次,那么钱从哪里来呢”?
    村民乙:“钱是生产队出,从群众交的提留款(村民每年交给生产队的一笔费用,用于各项集体事业)支付。玩关索的时候,生产队拿出一千两千的给他们玩,吃吃宵夜呀。县上也给一两百块钱,乡办事处有时也给点,大部分是生产队出”。
    刘:“那么,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关索戏就没演了吗”?
    村民乙:“那会儿那敢演!连老爷爷(庙里的神像)都扒光扒尽了,还演哪样演”!
    刘:“在文革前,你们村的关索戏又是哪样情况”?
    村民丙:“以前三年才玩一次,哪像现在年年日日玩”!
    刘:“文革以前玩,钱的事情咋个处理呢”?
    村民甲:“生产队出啦”。
    刘:“记工分”?
    村民甲:“不是记工分。那时生产队集体有钱,买些田租给人家种,然后收点租。都是这样,不像现在乱七八糟”。
  根据有关的调查,过去关索戏演出的开支,正像村民说的那样,是由村里解决的:
    “建国前,小屯村有公田七十余亩,每年收租:包谷六担、苦荞七担、稻谷十二担。租谷在秋收后农历十月十五日前收齐,变卖成钱,以作下年‘玩关索’的费用。这项工作亦由主持人经管”[2]
    这项制度在1950-1960年代还可以维持,因为那时全部土地都属集体所有,实行按劳分配,生产队拿得出钱粮支持表演。文化大革命以后,农村改行联产承包制,土地以承包的形式分给各家农户耕种。生产队变成了村公所,每年按比例从村民的收入中提成,叫“提留款”,作为公共事业的开支。和以前比较,村里集体的收入大大减少,演戏之类的活动又赚不了钱,所以能给予关索戏的资助便很少。前些年,上面来领导、学者、记者,村里都必须热情接待,作为“政治任务”完成,不考虑经济因素。这两年情形大变,由于全社会都在宣传“先富起来”,最早打破集体所有制的农民更是首当其冲。玩友们开始考虑演出能否得到收入,如果分的钱少,就宁愿下地干活,或出外打工,主持人李本源就讲:“玩关索的人存在的问题是经济方面,经济少么,他们就有点不喜欢,搞哪样都少不了这点钱”。
    自从关索戏经学者的研究出了名以后,县里开始每年拨一笔经费给小屯村,作为演出费用,这件事是刘体操老师当县文化馆馆长的时候经办的,他说:
    “81、82年的时候没有报酬。后来我找到文化局,我们每年春节由县上拿出一笔钱来,作为我们全县的各种文艺团体春节演出活动经费。开始的时候,比如农村文艺队演出,每年给你补助300块钱,但只是关索戏。每年只要你春节演出,我们都必须给他300块钱”。
    按县文化局的考虑,这300块钱是对农民业余文艺活动的支持,不能象专业剧团那样由政府拨经费撑着,只能在演出的时候发给一些补助:
    文化局李局长:“因为现在涉及到体制问题,他们还属于业余的农民演出队,我们也只能是随着市场经济,给予一定的报酬。叫他们出来演演”。
    刘编导:“对于关索戏的老艺员们,平时生活有什么资助和补贴吗”?
    李局长:“这个问题刚才说了,牵扯到体制问题,它现在是一支农民的业余演出队,所以在报酬上也还是很现实的。只能说,今天他演了,我今天付他报酬20块、30块。明天他不演,把服装收起来,实际财政上也还难以负担,所以,报酬问题也还是现实的,还是按劳付酬的方式”。
    这笔费用够不够演出的开支?周社长是这样说的:
    周社长:“一般上面文化局每年只是给300块活动费”。
    刘编导:“够不够”?
    周社长:“不够嘛!我们一年要玩2000多块、3000块钱。要练几天,他(指玩友)要算着工日,一晚上给多少钱,要算出来”。
刘编导:“村子里有一些资金吗”?
    周社长:“有了嘛!村子里的加工费啦,包产地啦,今年还有个沙厂,钱就拿这些来开支”。
    刘编导:“每一次演出,关索戏的演员可以分得多少”?
    周社长:“反正也不多,分得着20来块钱, 每一天24、25块”。
    刘编导:“钱都由哪里出”?
    周社长:“钱么,都是哪个电视台来,由哪个电视台出”。
    我们问戏班龚、李两个主持人的时候,他们也有自己的说法:
    刘编导:“村里有没有一笔文化经费”?
龚:“没有。村里要整么,象过年演出,就这样出(钱)啦”。
刘编导:“一天那么多,算算合多少”?
龚:这些都是社(村)上集资嘛。问他们社长(村长)。社长问他们(演员),你们是初六、十六,还是二十六立药王起来?我们社上开你们点钱。另外县上给了(经费),给多给少在社上。有些时候,当天就发给你了。有些时候,过一段时间也不发。有些说(县上)给了1000,我们也不认得是1000。 有些说给了300,我们也认不得是300。结果整来整去,我们自己也自觉点,干脆退出,莫搞得难堪的好“!
近些年,上边来的人越来越多,1996年来过的电视台还不只李局长说的五家,有山东、河南、广东、贵州、浙江、云南的省台和玉溪台。有的拍了就走,有的付了一点费用,有时就由县文化局拨一笔钱做为玩友的报酬。这样下去,开支越来越大,村干部和县文化局都感到头疼。可能得知云南电视台又要来之后,他们商量了收费的办法,所以文化局长先给我们打招呼,村干部再具体交涉。第一次向“上边来的同志”要钱,村干部不好意思,于是才有“今年不演啦”的开场戏。还好,电视台的刘编导同意付钱,关索戏的序幕总算拉开了。
 
二、 鸡的问题
 
 第二天是大年初一,我们10点左右赶到小屯,灵峰寺已经有人在做准备工作。院内两棵柏树下,插着两堆点燃的香,大殿门前左右,挂着两面龙虎方旗。殿里,几位玩友从靠墙的大木箱中取出20副纸壳面具,小心地摆在神台和供桌上。灵官像的前面还挂了一张红纸,上书“敕封有感风火药王”,左右还有“声音童子”、“鼓板先师”两行字,这就代表药王的神位。 大约上午11点多钟,20多位玩友陆续到齐。按习惯,必须先举行“立药王”的仪式才能开演,而立药王只能在农历12月的16或26日。其主要的项目是捉一只大红公鸡来喂食,然后杀了祭献神灵,这叫做“领生”。领生之前先得“撵鸡”,即由几个玩友到村子里抓一只公鸡,不论谁家的,抓着哪只就是哪只。据社长讲,因为今年本来不打算演了,所以在腊月间没有举行立药王的仪式,现在只能在大年初一搞。于是,这仪式便成了专门“演”给电视台看的一出戏。
    昨天村长就把公鸡买好了,没有到街上去“撵”就抱着走进庙门。我们一看不合规矩,连忙叫他拿出去放掉。摄像师扛着摄象机跟出去,还没弄明白怎么回事,鸡已经被人抓着抱过来。他着急地说不行,把它放掉再拍一次!这回一放,鸡蔫蔫地缩在他脚跟前,他用脚尖拨了拨也不见动弹,只好又叫玩友过来,抱了鸡扔远一点。不料扔得太远,鸡扑扑地飞到柴堆背后,很快被人扑上去按住,怎么抓的根本没拍着。最后只得再扔一次,才捕捉到撵鸡的镜头。
    抓到鸡,社长和两位“主持人”(村民对玩友头头的称呼)吆喝玩友们进殿,面对神位一排排跪下。主持人龚向保抱着公鸡跪在供桌前,让它先领“米生”,即吃碗里的白米。但这只鸡缩着脑袋不肯啄米。龚向保弄了半天没有效果,只得换个年轻人来做。不料鸡还是拒不张嘴,再换鼓师。鼓师抱着公鸡念领生词:“云南省澄江县阳宗桃李小屯,恭请关索老爷十八大将,大驾光临……” 念完喂鸡,它还是不吃米。这时,站在门口观看的老主持人龚向庚也着急起来,大声祷告:
    “大中华国,云南省澄江县阳宗镇桃李小屯居住全村人等,芸芸众生,都是愚昧,这些人数,都有凡气,没有遵守规矩。今年大年初一,请你们大驾光临,合村人等,请动敕封有感风火药王、声音童子、鼓板先师、五显灵官、春生(催生)寿生(送生)、圣威元君、沙麻痘首、花哥哥、田公地母、五谷尊神、十八大将,请你家们,凡人懵懂,不晓得这些事。小屯合村人等,来求清吉,求平安。领生以后,请你老佛祖莫要见怪,我们二十四拜,我们不敢爬起来”。
    龚向庚祷告的时候,全体玩友也作揖求告,可是这只鸡仍然不吃那碗米。玩友们顿时乱了阵脚,有人喊道:”算啦算啦!”“不要照(相)啦!”他们乱麻麻地涌到院子里,议论纷纷:
    “本来应该在前几天立药王的,今天大年初一,咋个能动刀!”
    “整不成,整不成!鸡都不吃米,搞不得啦!”
    社长也知道这是不吉利的征兆,但又不好得罪上边来的电视台,抱着那只公鸡站在院子里,显得左右为难。摄制组的几个人担心事情搞砸了,把村长围住,好言相劝,并提议另找一只鸡来试试,说愿意再为这只鸡付50块钱。村长没办法,只得让老婆把不吃米的公鸡提回家去杀掉,自己跑到附近的小村子另外买了一只鸡。
    领生仪式重新开始。龚向保说他没有把握,坚决不再主持,拉了一个叫做“老四哥”的中年男子来求告神灵:
    “澄江县关索老爷、十八大将、白花公主、鲍三娘,请动关云庙的天官、地官、火官三官老爷、山神老爷,请到请不到,我们也不会整,多谢你们来领生。今日,欢天喜地,喜地欢天,多谢你们领下红生。领领领!今日欢天喜地,国家来拍你嘛,你家大名远传八方,我们也是。。。。”
    龚向保撒几颗米在地上,接着请求:“领下灾星,老佛祖,给全村人民减减(捡捡)灾!”这回,可能村长仔细作了挑选(主持人说是给鸡念过咒语),那公鸡一见撒在地上的白米,点着脑袋就啄起来,众人高兴地连嚷“领啦!领啦!”老四哥问:“是灾是难格捡完了?”众人高喊:“捡完了!”龚向保上来,抱着鸡又分别在另外三个碗里领“肉生”、“水生”、“酒生”,鸡吃得都很爽快。在欢乐的气氛中,龚向保当刀斧手,拿一把小刀切开鸡的喉咙,鸡一声没哼,血就滴在一只装着白酒的大碗里。玩友们依然跪着,鸡血酒从右边往下传,每人喝一口。有人喝得皱起眉头,还有人偷偷把酒吐了。
 
三、演出时间的问题
   
公鸡领生出现的意外,是由改变表演时间引起的。按老规矩,关索戏必须演三年停三年,因为它不是一般的戏剧,而是为消灾弥难才引进小屯的。现今最老的主持人龚向庚在他1986 年写的《关于关索戏来源的报告书》中讲:
    “原先小屯这个村子不好住,经常被洪水淹,牛死马遭瘟的情况也很严重,村里请来花灯(云南一种民间歌舞戏)压邪压不住,请来龙灯也压不住,还请过般打(阳宗地区的武术)来压,仍然压不住。后来有个外地的风水先生帮瞧地脉,风水先生说,小屯这个地方是五虎攒羊,必须玩关索。关索是五虎大将,就压得住了。后由村里的李成龙、龚兆龙到路南(县)大屯找来了玩关索的李师傅、张师傅教玩关索。”[3]
    为保证驱邪的效果,关索戏的演出有一套严格的规矩,如活动的时间分做三段,第一段是腊月间的“立药王”, 选腊月16或26日,在灵峰寺举行“领生”仪式,杀鸡,喝鸡血酒,然后玩友们集中住在寺内,每天排练。白天回家吃饭,但不能和女人同床,不能抱孩子。除夕那天,大家在寺庙耳房楼上,轮流用大木盆洗澡净身,违犯规定者要受罚。第二段是正月初一到16日的戏剧演出。第三段是正月16日的“送药王”仪式。
    1950年代以来,在全社会“反封建迷信”思想的影响下,小屯村的关索戏被逐渐引导到“文化艺术活动”的路子上,传统的规矩被一点点破除,演出时间也被改变。《关索戏志》中有段话便说明了这一变化:
    “建国后演出习俗的演变
    “建国后,关索戏的演出习俗只保留有较多研究价值的部分,如‘踩村’、‘踩家’、‘点将’、‘辞神’等仪式节目。对较繁琐的习俗细节则已大为简化。演员在演出前就不一定要净身,也可回家睡觉了。到各村寨‘踩村’和演出,进村时不再放炮、不再抬点燃柏枝叶的火盆,各家各户门口也不再薰燃柏枝叶火。招待演员就餐地点也不一定要在寺庙,也可以在村公所。
    演出时间,一般仍保留在阴历正月初一日至十六日的习惯。但如遇节庆日、参加调演或专家学者前来采访时,即打破惯例,着装进行演出。如1950年欢迎解放军,1955年到澄江、玉溪县市演出,1985年参加全县国庆35周年庆祝活动,1988年中国艺术研究院前来录像,都不在正月间,不举行任何仪式,即时演出节目”[4]
    1995年5月,我到澄江参加“国际傩文化研讨会”,有大陆、台湾和日本、韩国的专家与会,其中有一天安排看关索戏。因为梁王河发大水,淹了灵峰寺,表演改在澄江附近的右所村进行。那是我第一次看关索戏,时间和地点都被大会组织者改变了。
    对这些变化,村民们意见不一,但都感到无所适从。压力最大的是周社长,我们问他的时候,他和副社长都觉得这事难办:
    副社长:“上边通知到么,就得强迫加自愿了。有些人还是临时找来的。人家做小工的每天都要拿40-50块钱。我们的关索戏要立起药王才能搞,现在是想起来搞搞,想起来搞搞,这样不太合理。村里人说我们咋个不执行以前的老习惯。像今天你们来,要我们某日某时表演。我们服从上边,咋个说也得动员一下,强迫加自愿,要他们都来搞”。
    周社长:“人家上边来人,还不是希望帮我们这个戏打出去,让大家来参观,来瞧瞧,所以总得尽量满足人家”。
    社长说得很淡,可看得出来,他要兼顾“上边”的领导和“下边”玩友的情绪,弄得很辛苦。现在管事的两个主持人李本源和龚向保也有他们的抱怨:
 李:“1995年我们去澄江(表演),人家说不怕嘛,那些是老迷信了,喜欢玩就玩嘛!所以也不有这些忌讳啦。以前是玩三年停三年,现在只要县上(文化局)一通知,我们就要玩,也不在乎停不停了。如果玩三年停三年,你们来就料理(照顾)不着了,让人家白白跑一趟,合不合理?”
    龚:“是社长当职代管演戏的事,全村的事都是他管着。本来你们提前告诉他了,可大年初一村里才通知,就说不清楚了。在农村,有权无权是两码事,干部多会儿通知你就得多会儿去,不去人家又找你茬子。下面那些不通情理的人就说,练都不练,安排我就不出场。结果搞得我们在里面为难。前几年还是热心的,现在包括我都懒得玩了。
    玩关索由我两个主持,但我们没有一定的权利,就难搞啦。各方面我们都是死的,不能活动。活动在他们社上,他们要咋个整就咋个整。
    要讲在从前嘛,老辈玩关索有一定的权利,通知你今晚几点入场你就要入场。如果不来,按老规矩可以罚你跪一炷香,甚至可以罚你交多少香油来进香点灯。后来不行了,实权在人家这些当职的拿着,哪会儿通知你哪会儿去,演关索的规矩就受影响啦。”
    村民们担心的是,改了老规矩,关索戏消灾弥难的效果就难说了。照龚向庚老先生的话说,关索就是药王,而药王识得药草,他的药草哪个吃着哪个的病都会好。所以他能普救万民。记得有一年阳宗闹瘟疫,整个坝子都红通通的,天上的云彩也红了。人死了几千,抬都不敢抬,只有小屯幸免。所以大家都知道小屯的关索很灵验。
    此次本该举办的活动,因多家传媒的干扰而取消,又因我们的到来而变成刻意的表演。在大年初一立药王,还动刀杀鸡,是犯了大忌。幸好第二只公鸡领了生,才多少缓解了紧张的气氛,使活动能继续进行。领生仪式之后,玩友们穿上戏服,戴上面具,准备进入下一个项目——出行。
    出行之前,全体演员站在大殿门口的台阶上,高唱“辞神词”:
    “一报天和地,
    二报日月照灵神,
    三报国王并水土,
    四报爹娘养育恩”。
    张飞接唱:
   “一报英雄三千秋,
    传遍天下海和洲,
    九州四海扬名姓,
    到处逍遥好风流”。
   
    唱罢,这支队伍便排成两列,出寺巡行。排列的顺序是:二人抬柏枝火盆在前面驱邪,其后为两面龙虎方旗,四个持令旗的兵卒,锣鼓队,20位带假面的玩友。出行事先要请地理先生(风水师)看方向,看太岁坐朝何方,便从何方出行。已经退下来的老主持人龚向庚就是一个地理先生,这次出行由他的重孙龚增良测算。他说今日太岁坐东,所以队伍从村东头出来,再到村里巡查。
    出行的主要内容是“踩家”、“踩街”,当地又叫“踩地神”。这支队伍中有皇帝刘备,有药王关索和五虎上将,他们到各家各户走一趟,能给主人带来清吉平安。踩的方式,主持人龚向保是这样说的:
    “到各家封个名号,意思是讨个好的口气。怎么封法,可以见机行事。比如他家做生意,就封他个‘生意万象’。他是勤耕勤苦种地的,可以封个‘五谷丰登’。假如他家有子女在读书,可以封个‘子子孙孙做栋梁’”。
    祝新房落成时可以唱:
    “进得门来宽四方,
    五方龙神镇中央。
    自从今日王封过,
    千里来龙归此地。
    一进门来宽四方,
    五方龙神镇中央。
    自从今日王封过,
    荣华富贵万年长。”
    从大年初一到初16日,既在本村踩家踩街,也可接受外村的邀请,前去“踩村”。整个阳宗坝子,都是他们踩村的范围。这片平坝和靠山的十多个村庄,包括阳宗镇,关索戏队都去踩过,这些村落就构成了关索戏的祭祀圈。其中最隆重的仪式,是正月初三在龙泉寺举办的“做会”。它属于本地有关联的社区联合操办的祭祀活动。
    据龚主持人介绍:做会的组织者为阳宗镇新街办事处。它的主题,是把一炷大香送到阳宗镇范围以内最大的寺院龙泉寺。在这个盛大的进香活动中,关索戏的队伍扮演着重要的角色。那天早晨10点多钟,小屯村的玩友们吃过早饭,便汇聚到灵峰寺,穿好戏服,辞过神灵,然后赶往4公里以外的集合地点。那里,外村的花灯、龙灯队早已等候迎接。见小屯的队伍到来,人们要燃放鞭炮,并闪到两旁,让关索戏队上前。当地的负责干部还要出来慰问,发两条烟犒赏玩友们。之后,人们排成浩浩荡荡的队伍,到龙泉寺进香。队伍最前面,是8个小伙子抬的大香,高约4、5米,点燃了。接着是关索戏的玩友,全部穿戏服,戴面具。其他各地来的花灯、龙灯队,只能跟在后边。另外有一群地理先生敲锣打鼓,还跟随着众多信徒和看热闹的人。
队伍到达半山腰的龙泉寺,花灯、龙灯留在寺外,只能送香的和关索戏进去。大香插在玉帝门前的石头底座上,用绳子拴住顶端,再向四边固定在地面,这样就不会被风刮倒。关索戏的玩友则登上大殿的二楼,在玉皇塑像面前辞神,念的还是“一拜天和地”那一套辞神词。
就在我们访问小屯的那年正月间,当地人策划到龙泉寺送一次大香,但因为电视上忽然宣布邓小平逝世,所以没有搞成。
踩村、踩家、做会,走的路途都不算远,但在宗教和精神的层面上,那是一段从凡间到神界的旅程,也是神灵从天界降临人世,对污秽之地施以净化的过程。所以,玩友们每年在阳宗坝子走过的这些路,便意味着到远方的一次朝圣,意味着游荡“四海九州”的一次浪漫经历[5]。然而,在我们拍摄的这天,玩友们走得有点无精打采,缺少“风流”的气概。外界媒体和政治的干预,无疑大大削弱了这项仪式的神圣性,动摇了他们对药王的信仰。而这种信仰,正是关索戏赖以存在的基础。
      
四、道具和唱本的问题
   
有的玩友和村民对演出习俗发生的变化颇有疑虑,这种情绪,在改换面具的事情上得以流露出来。
    关索戏所用的面具,一共有20个,按角色造型可分为:
 净脸8个,有刘备、孔明、赵云、马超、黄山岳、小军、鲍三娘(女)、白花公主(女);
    花脸8个,有关索、关羽、严颜、黄忠、张邦、萧龙、张飞、假张飞、巩固、张迁、秦蛟、周仓。
    这20副面具系用白棉纸裱糊,再施以戏剧脸谱似的彩画。最早的那一套于1921年被大火烧毁,村里人到昆明请师傅重新做了一套。1983年,县文化馆说原有的面具已经破旧,一旦损坏便无法弥补。于是请搞美术的人另外作了一套新的,交给小屯村使用,旧的面具则收到文化馆保存。当时,李本灿是主持人之一,老的面具从他手里交出,人们便多有议论。在村民的眼里,关索戏的面具是神灵,会带来福气,惹恼了也会降灾报复。据说1921年那次烧了脸壳,就是玩友们吃大蒜引起的。这次李本灿把旧面具交给文化馆以后,他的眼睛忽然疼起来。村里立刻有传言,说是他遭神灵报复了。其实,在他之前就发生过类似的事情:
    “有一年关索戏在阳宗镇演出,镇里在文庙请演员吃饭,演员脱去戏装,把脸壳顺序排列在神台上。这时有一个从城里来阳宗盖房子的金师傅出于好奇,到神台前去观看。一个演员告诉他说,瞧一瞧可以,不要用手去摸,不然眼睛会疼,头也会疼。金师傅不听劝告,手拿旱烟杆对着那些脸壳指指点点,顺序喊他们的名字:‘这是刘备,这是关公,这是张飞……’他数完看完后,喜滋滋地离开大殿,还没有下完大殿台阶,眼睛就忽然疼起来,‘哎哟’‘哎哟’地喊着,边走边说:‘这个东西怎么这样厉害,确实很神,很神!’演员对他说:‘关公是英雄,是圣人,到处都供着,神威大,岂能随便乱来。’金师傅听了,不敢再啃声。群众知道后,更相信这些脸壳的威灵是多么了不起,谁也不敢随便去动它。”[6]
    过一段时间,李本灿的眼睛渐渐看不太清楚。他有些着急,几次跑到县上,要把老脸壳要回去。脸壳要不回去,他又上医院检查,说是白内障,结果公家出200块钱开了刀,眼睛好多了。可是村民对新面具依然不信任,说没有以前那么灵了。我们问了几个村民,他们讲到老脸壳的许多神异之处,如某人坐在稻草堆上,被关索面具上的小镜子射中,翻了下来。又如1942年阳宗坝子闹大瘟疫,家家死人,用花灯、烧香都压不住,还是唱关索戏才镇了邪气。连外村的人家里出事遭灾,也要来小屯给脸壳烧香供饭,求保平安。不知道是否受这件事情的影响,过了一久,李本灿便辞去主持人的担子,到昆明跟儿子做生意去了。另一个龚姓的主持人,即龚向庚的儿子龚自文也以照看自家竹园为理由,搬到山上去住,不再管事。现在的两个主持人龚向保和李本源,干得也有些勉强。前两年,龚向保借口盖新房子,说不参加活动。村里的会计代表村干部来劝,李本源也来劝,说你要不玩,大家都玩不成,干脆散伙算了。今天的主持,他也是被村长劝来的。所以从搞仪式到演戏,大家都显得有些懒散。
    这支踩街的队伍打着锣鼓,从村东头出发,经西边的大道,绕过水塘,来到小学校前面的打谷场上。绕场数周以后,演员们站成两排,听候刘备和诸葛亮分封“五虎上将”。受封的第一位是“撞天虎”关云长,封辞云:
   “打红旗,披红铠,
    红人红马红下将军,
    领兵一支,带领十万人马,
    镇守南方丙丁火,
    不可迟误!”
 
    后边依次为黑人黑马的“飞天虎”张飞,青人青马的“巡山虎”赵云,白人白马的“抓山虎”马超,黄人黄马的“座山虎”黄忠。各将听命领旨,分别镇守南方丙丁火、东方甲乙木、西方庚辛金、北方壬暌水、中央戌己土。然后正式表演关索戏。今天临时临位招集人来,两位主持人此刻才商量演那出戏。
    关索戏的剧目,最初有40多个本子,常演的只有13出,名称叫《点将》、《古城会》、《长坂坡》、《过五关斩六将》、《关羽取长沙》、《关羽收周仓》、《夜战马超》、《百花公主三娘战》、《花关索战鲍三娘》、《山岳认兄》、《花关索战山岳》、《夜过巴州》、《三请孔明》。这几出戏,大部分都与关索这个人物有关。原因是当初把关索戏引进小屯,不为好看,只为的是压邪。关索这个人物,虽不见于正史,可在民间传统的信仰中,却有了不起的神力。
    对于关索的来历,村民们讲不清楚,古书上也说得不太明白。大家所熟悉的陈寿《三国志》,根本没提到他的名字。明代罗贯中写《三国志通俗演义》,也没有对关索其人做任何交代。直到清初毛崇岗修改后的《三国演义》,才说到诸葛亮征伐南中(云南)时,有关公的三儿子关索前来投军。可早在宋代,关索的大名就已传扬江湖。宋人笔记所载的武将和英雄,多喜欢用“关索”作自己的绰号,如赛关索、严关索、贾关索、张关索、小关索之类。《水浒传》里的杨雄,就号称“病关索”。至明、清时期,云南和贵州的许多险要之地和庙宇都用关索命名,如关索岭、关索庙、关索桥等[7]。 
    1998年的4月,我们在澄江周围追踪过关索的线索。找到的第一个遗迹,就在大名鼎鼎的云南红塔烟草集团的地盘上。原澄江县文化局局长刘体操老师带我们到这里。据他介绍,红塔集团新建的一栋大楼,地基是以前的关索坝。大楼背后的小山,就是关索岭。步行登山约10来分钟,便来到一座佛殿跟前。佛殿的前面,是一座正在重修的“关圣殿”。佛殿外左手边,有一间不起眼的木板棚子。守寺庙的妇人说,那就是供奉关索的地方。我们进去看了看,除了墙上挂着三张画像,别的没有什么。大妈讲不清那三张画,只说中间的是关圣。当地还有一种传言,说红塔集团前任老总建新大楼之前,有风水先生警告他,说这里是关索坝,建楼房会招惹神灵动怒。老总没在意,结果弄得家破人亡,自己也蹲大牢。
    我们访问的第二个地点,是晋宁县化乐乡的关岭村。这个村因关索岭得名,此山扼守着从玉溪到晋宁的一个垭口,地势相当险要。关岭村在山上,关索寺在村里。寺门口有一个猪圈,和一座老旧的土门楼,寺庙后面有几棵高大的柏树,散发出古旧的气味。30来岁的村长拿钥匙开锁,带我们进去参观。寺内的文物只剩两块石碑,均立于明朝嘉靖年间。一块倒在墙角,为“重修关索寺碑”。一块嵌在墙上,为明代大文人杨升庵到此游历留下的一首诗,诗云:
    关索危岭在何处,
    猿梯鸟道凌青霞,
    千年庙貌犹生气,
    三国英雄此世家。
    根据在上海嘉定县发现的明朝成化年间的唱本,刘、关、张结义之后,刘备独身一人,关、张却有家小。关羽和张飞为表明和刘备同心同德、毫无反悔的决心,商定互相杀死对方的妻儿。不料面恶心软的张飞既留下关平,又放走了关羽的夫人胡金定。怀孕的夫人回到娘家,生下第三个儿子。这男孩后来被索员外收养,又跟随花岳师父学习武艺,所以取三家的姓氏,叫花关索。
    花关索得知鲍家庄藏有宝甲,率兵去抢夺。正好鲍王为女儿鲍三娘比武招亲,关索打败三娘,取其为妻。后来,关索认了父亲,关羽遇害,又为之报仇。刘备死后,关索也气绝而死[8]
    至于关索同云南的关系,清人毛崇岗本《三国志演义》说,他曾作为前部先锋,随诸葛亮征伐南中。小屯村人认为,他们的村子从前叫先锋营,是由于关索的队伍在此驻扎过的缘故。其他以关索命名的地名、庙名,或者是这段历史留下的遗存,或者是明朝大军进入云南建立的关隘和祭祀场所。眼前这座寺庙也不例外。
    关岭村守着一个关索的名字,活了几十代人。这里自然条件不好,在周围算比较穷的。但近年因几百里外小屯关索戏的热闹,终于有了发展旅游业的希望。去年中央电视台刚来拍过,如今云南电视台也到了。村里正集资重修寺庙,准备迎接海内外的游人。
    第二天,关索戏的另一位研究者杨应康先生,带我们踏访了第三处遗迹。那是澄江县城数公里以外一个叫“中关”的地方,以前建过一座关索庙。汽车爬上一个垭口,靠路边停下。近处呈“丹凤衔书”布局的县城和远处的抚仙湖尽收眼底。从澄江至昆明的大道,正由此地经过。杨老师指点着山谷里的一条小路,讲起这条古道的历史:
    “好多年前我到这一带下过乡,喜欢访问住在附近的老倌,如今他们都死掉了。他们说,下边那条险要的山路,就是古时候通往省府的要道,过去还铺着石板,后来修公路被撬掉。明代以前,这条路比较险,时常有盗贼守着,抢过路人的东西。明朝末年,有个在任的澄江知府设了上、中、下三关,派兵把守。如果发现土匪,就在关口上击鼓,在山头放烟火,坝子里的人看见,可以及时准备打仗。
    以前澄江府不得处决犯人,要押到昆明省城去杀头,就走这条路。像电影上放的,犯人关在笼笼里面,脑袋露在外边,要4个人抬,周围还有人押送。沿途经过好几站:从澄江府抬上来,到十里亭换一站,抬到中关,又换一站,各站都有人接替,一直抬到昆明。
    1935年,决定沿老路修条公路。当时技术比较差,从金马铺修到中关这点,不晓得咋个下陡坡,就停了。一直等到抗日战争,中山大学迁来澄江两年,派几个技术员来测量,到1939年才修到县城。他们的历史系和中文系对澄江历史感兴趣,还专门研究过关索。”
    杨老师说的古驿道,安静地躺在脚面前的山沟里,没有人迹。沟的那边是一片山坡,坡上有一处柏树密集的地方。有几棵柏树的树身,隐隐约约闪着点点红色。我问杨老师,他说,那里就是中关关索庙的旧址。我们绕过大沟到达对面的山坡,在荒草丛中发现了石砌的断墙。这寺庙什么时候建的已经无人知道。50年代整修对面的公路,它就被毁了。
    和昨天访问的关岭村关索庙一样,这里也种了许多柏树。小屯村的人讲过,有柏树就有寺庙。我数着断墙外的柏树,一棵一棵寻找。果然,在三棵树上发现挂着的红布,上面写着:
    “关松庙佛祖位,有求必应,弟子周海卫敬献”;
    “师天地三界关松庙佛祖位,永保平安,弟子高山敬献”;
“保我女儿,1997年元旦,张氏门中世代宗亲”。
 
    以前寺庙还在的时候,当地农民每逢栽秧之前,要来这里赶三天庙会,叫做“青苗会”。他们要杀两头猪,祭典关索,求老天下雨。如今寺庙没有了,青苗会也没有了,人们甚至把关索的名字误会成了“关松”。可还有一个姓张的农民,将“保我女儿”的红布挂在柏树上。这棵柏树从关索庙石基的缝隙中长出来。那红布所系的向往和企求,经由一棵植物的根,和古代的信仰紧紧相连。
    今天,小屯村的玩友们又在翻演着三国的历史。他们演的是《花关索战鲍三娘》、《花关索战山岳》和《战长沙》这三出戏。全部剧目没有谁记得住,除了90岁的龚向庚。他是目前关索戏最老的一位主持人,已经退下来,同儿子、儿媳妇一块过日子。他耳朵听不大清楚,记性却很好。我们拜访他的时候,他讲起从前的事:
    “哎,我给你们说说我的历史。3岁我父亲就死了,7岁我母亲就死了。我们弟兄5个,我是最小的。我6岁读书,读了一年半,7岁进圣义堂学看地理(风水)。又跟四川三星洞的李树堂学过半年,他是个道人。还跟过湖南的一个师父。所以我的师父有三个。像打空心跟斗等武艺,我们村子的人都不会,是他们教我的”。
    龚向庚的第七代先祖,就是把关索戏引进小屯的那位龚兆龙。龚向庚有点文化,能写字,会看风水,从小又跟祖父学演戏,到了痴迷的程度。相比起来,现在的年轻人虽然文化高,生活好,唱戏却比老辈人差。对此,龚老先生有他的说法:
    “这也怪他们不得,没得人教嘛!我们那个时候,一到腊月三十晚上,就由几个老师傅教。不准哪个回家睡觉,违反了要处罚。那天做完活计,吃过晚饭,要搬到灵峰寺里住,教得很严格。不管唱哪样,都要有书,不然七前八后的,照着书就变不了。”
    龚老先生说,关索戏原来有40多个唱本,100多出剧目。1950年代反对迷信,关索戏还没有受到太大冲击,只是被当作“民间小戏”加以改造。有一份1959年2月7日出版的《小戏报》,透露了这方面的信息:
    “解放后,艺人们在党和毛主席的正确领导下,经过八、九年的亲身体验,认识到过去是受了封建迷信的毒,致使关索戏不能发展,如老艺人龚向庚说:‘土改时在寺里开大会,妇女们在装行头的箱子上坐着也不见谁的牙疼,除四害(苍蝇、蚊子、老鼠、麻雀)把关索戏的锣鼓拿来敲打撵雀,也不见哪个牙痛,原来完全是假的’。
    今年,在党中央‘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艺方针指导下,澄江县委宣传部派人前往发掘、记录、整理,使它也和其他剧种一样,产生出最优秀的作品来,更好地为工农兵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
    目前,关索戏的简单历史,已写出初稿,并发掘、整理了‘收周仓’、‘三请孔明’等几个关索戏传统节目,正进行排练中,准备参加专区民间戏曲会演。”[9]
    从这段记载可以看出,那时虽然事事“以阶级斗争为纲”,但对民间文化还保有几分尊重的态度。即使演戏的锣鼓被拿去惊吓麻雀,龚向庚也讲了反对迷信的话,关索戏仍然可以在“发掘整理”之后,为广大工农兵演出。到文化大革命,传统的一切都被打倒。在这场运动中,关索戏剩余的唱本被全部烧毁,没有留下片言只字。
    文革过后,到了80年代,县文化局说又可以演戏了,龚向庚便悄悄地买来许多小学生用的练习本,凭记忆一句一句写下来。他的儿媳妇对当时的情形记得很清楚:
    “那些书么,统统被人家烧光啦!神祖堂都有本事拆掉烧完,念经的事更不准搞,书都被人家搜去烧了。后来又说关索还是要玩的,一有人来喊他去演,他又去搞啦。人家当官的说你小心点,他说是了是了,可是有人来喊,他又去念,又去玩。他晚上睡着觉,说是想起一句唱词,就爬起来写写。一会说又记得一句了,又起来写写”。
十几年来,龚老先生在练习本上重新写出了30多个剧目。不仅玩友们表演要看,学者们也要了去做资料研究,1999年已经整理出版。
 
五、送药王的问题
   
大年初一演出以后,当天傍晚,玩友们应摄制组的请求,举行了一个虚假的“送药王”仪式。说它虚假,是因为正式的送药王,应当在正月16日深夜全村人入睡以后举行。做的方式,主持人龚向保是这样说的:
    “送药王,就是送神灵归天嘛。立药王的时候写了一张“风火药王”的红纸,天天挂着。正月16日半夜要把它取下来,由演员和锣鼓队跟着,送到龙潭边上,作个揖烧掉,然后主持人要念:风火药王,鼓板先师,关索老爷十八大将,送你们归天了,来年再接你们下来玩玩。返回来的时候就不准哪个讲话,要悄悄的,不出声气。大家折回到寺庙,收拾衣服装箱,不能再唱。”
    可这一次,电视台的车子和机器只能出来拍摄两三天,不可能等到正月16日,只能让玩友们改在正月初一送走药王。晚上7点多钟,穿着全套服装的演员从灵峰寺出发,走到村西北的南潭。此时天还没有黑下来,与“夜深人静”的说法不合,摄像的老万便把暴光度压低,造成夜景的感觉。但仍然有大人小孩在队伍过路的两旁围观,还有人放了几挂炮仗。
    送了药王,演员回到灵峰寺,他们一边卸妆,一边分钱,每人20元。我在大殿外,透过雕花窗棂看里面的活动。只见鼓师正把一件件戏服吊在绳子上,并未装箱。第二天,我们就此事询问两位主持人,才知道,原来他们只是演了一场假戏给我们做交代。等摄制组离开以后,玩友们还要在正月16日那天,按老传统正正规规把药王送回天上。以前对于来访问的学者专家和电视台,他们都是这样应付的。所以到今天为止,几乎还没有外人在正月16号看过送药王。
    那天晚上,摄制组在澄江大酒店的客房里争论了很久,焦点是正月16日要不要回来拍一个真正的“送药王”。从时间和技术上来讲,这样做没什么问题,只是我们“入侵”式的行为会干扰当事者的情绪。讨论的结果是:不能再对小屯村的农民做更多的干扰,为此,应当放弃这次拍摄机会。
    临走之前,我们想找龚向庚要一本他亲手抄的唱本。他说都交给上边来的人整理出版去了。末了,他拿出一份写在练习本上的东西,大声念给我们听:   
    “ 小屯关索报告人龚向庚,交本国中央保留《澄江县阳宗镇桃李乡小屯报告书》:[10]
    口号
    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
    中国。共产党万岁。
    中国。革命成功。万岁。
    中国人民。保持我们中国祖国江山。万岁。
    我们欢迎。我们
    中国。中央政党。镇乡政党。各级政党。你们费了多少心。关心人民。保卫人民。
    小屯村关索。衣服圣像。被
    左党那时混帐。被他们那些无良心蠢人。毁坏了一光。一处到处如此。简直糊涂。是不应该如此做法。现在中央正党。良心好。大义参天。高风亮节。为人民做了多少好事。我们小屯关索。衣裳物件。旧的损失。另给新的。又给钱来塑圣像。你们心好啦。阴功大啦。人民不有什么感情。作书谢谢。”
    老先生还作了一首“真理词”,写在书中:
     “天时不害
       地利无疆
       各代人民
       要有天良
       倘若毁谤
       自取灾殃
       人要好过
       勤苦莫忘
       倘若懒惰
       困苦自当
       两条道路
       各自主张”       
 
 
六、讨论
   
发生在小屯村的事情有很多令人思考的地方,而笔者关注的重点,是以电视台为代表的现代传媒在当中扮演的角色。电视记录片的创作者同田野调查者以及旅游者有一个共同之处,那就是他们都想在他者的观念和行为中找到真实。至于对其真实的性质和程度如何理解,那就见仁见智了。中国的电视台向来属于国营单位,必须按照政府的政策从事宣传报道。但另一方面,从1970-9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运动的日益深入,影视传媒不再满足于单一的说教式的宣传模式,越来越重视报道的客观性和真实性。笔者在1997-1998年对电视记录片的14位制作人进行过调查,他们都谈到,从1950年代至今,中国的纪实类影片大致经历了“新闻简报片”——“风光风情片”——“江河古道片”——“政论片”——“记录片”的发展阶段。尤其是90年代初记录片《望长城》和中央电视台“生活空间”栏目的播出,对影视界传统的报道观念产生了巨大冲击。记录片制作人张宇丹说:
    “在此之前的影片,反映了影象制作者主观意识的不断膨胀,终于物极必反。《望长城》一出来,并非创新,而是回复纪录片本来的做法,回到本意,回到原来的位置上,不再以文载道,而开始真正意义上的纪实。......而“生活空间”的贡献,在于把视角平民化,传播放弃了上帝的视角和优越的媒介姿态,与被采访者和受众平等交流”。[11]
    在这种新的“记录真实”的观念指导下,有一批人选择了记录片作为自己的事业。他们大多在国营电视台供职,少数来自大学和学术研究单位。尽管每个人采用不同的风格,但都强调在拍摄时减少镜头的主观影响,让生活的故事和人物关系自然展现出来。参与“关索戏”创作的编导、摄像和学者,开始也都抱着同样的想法。
    然而,使所有创作者都感到困惑的是,要像“趴在墙上的苍蝇”那样观察拍摄对象,并不是容易的事。Colin Young就讲过:
    “墙上苍蝇的哲学始终是一种自负的想法。其实,人们的理想从来也不是假装摄影机不在现场,而是力图拍摄和记录‘正常’的行为(behavior)。按照这种理想,最终的理解显然是:被拍摄的正常行为,即是被拍摄对象在特定环境(circumstances)下的正常活动,这些环境应当包括而非排除他们正在被拍摄这一事实”。[12]
    我们到小屯村以前,刘编导已经分别以电视台和个人的身份,尝试过数部记录片的创作。刘体操和杨应康老师虽担任过县和地区的文化官员,却因长期研究关索戏而对农民抱有特殊的感情。我本人经多年的人类学田野工作,也懂得客观记录的重要。这部电视片虽然带有旅游文化宣传的性质,但创作者一开始就决定放弃一般专题片的做法,坚持“客观”“真实”的拍摄宗旨,我们以及摄像都为此取得了共识。然而,小屯村原来并非我研究的对象,此前尚未有人类学家在当地做过专门调查,只是为电视台制作节目临时选定的,所以,我们在试图了解关索戏仪式表演的“正常活动”(normal behavior)时,对它赖以展现的“环境”(circumstances)缺乏足够的认识,这些环境因素包括:
    .从1950年代以来,关索戏受到剧烈的政治运动和社会变迁的影响,其仪式和表演的两个层面被逐渐剥离。而1980年代以后,从经济上,尤其是为开发旅游所做的种种考虑又成为一种新的刺激,加剧了这种剥离的进程;
    .小屯村内部各种复杂的人际关系,特别是村干部和戏班主持者之间因仪式主导权力而产生纠纷,直接影响到表演活动的维持;
    .外部媒体越来越频繁的干预,使小屯村的村民逐渐丧失了对民间仪式控制的能力。关索戏的名声越大,他们的控制能力越弱;
    从摄制组方面来看,也有其特殊的环境,如电视台的编导和摄像对关索戏事先没有感性认识,我本人也只在1995年看过一次为傩文化研讨会所做的表演;又如电视台处于栏目的需要,要求创作者在短期内拿出一部表现“地方风情”的专题片,对于编导拍记录片的想法,并未给予足够的时间和经费上的支持,以至每次外出拍片都不得不考虑费用和录象带等因素的限制;电视台习惯于组成“摄制组”外出拍摄,成群结队地到达乡村,村民视之为“上边来的人”,必然以“表演”的态度应付。
    正是在以上复杂的背景下,原本应该“自然”进行的演出,被一步步改变成为对付摄像镜头所做的刻意表演。幸运的是,摄制组的成员及时发现了这种变化,经过激烈的讨论,决定把眼下刻意的表演,以及当地人对这种表演的看法作为拍摄对象。在新的拍摄过程中,所谓“真实”不再是一个客观的过程,而是经由观察者与被观察者的冲突,经由村民、仪式主持人、村干部、县文化局、戏剧研究者发表的不同意见而呈现出的多意的真实。
    如此表现出来的“真实”会不会受到电视台的肯定?抑或有关领导会要求创作者根据素材另外剪辑一部比较通俗、比较符合风情标准的专题片?去过或打算去小屯村旅游的观众[13]看了影片之后会不会失望,觉得打破了他们对民间艺术的幻想?村民对这样的真实又会作何反映,是感谢影片说出了他们的意见,还是埋怨拍摄者揭了他们村里的隐私?这一切,都要等这部记录片放映之后才知道。
    今年8月,刘编导又去了一趟小屯村,主持人龚向保当了村长。他高兴地告诉刘编导:关索戏又恢复了演三年停三年的习俗。还邀请我们再去拍片,保证不收钱。
 
参考文献
王兆乾
1985 “关索与关索戏”,云南省文化局编《云南戏剧》,1985年第2期。
杨应康
1992 “关索戏的演出组织”,中国戏曲志云南编辑部编《关索戏志》67页,文化艺术出版社。
1992 “建国后演出习俗的演变”,中国戏曲志云南编辑部编〈关索戏志〉80页,文化艺术出版社。
1992 “眼睛忽然疼起来”,〈关索戏志〉82页。
1995 “云南澄江小屯村关索戏”,施合郑民俗文化基金会编〈民俗曲艺〉第97、98期。
龚向庚
1986 《关于关索戏起源的报告书》,手抄本。
  1997 《澄江县阳宗镇桃李乡小屯报告书》,手抄本。
薛若邻
1990 “关索的由来和关索戏的缘起”,云南省文化局编《云南戏剧〉第4期。
杨明
1983 “澄江关索戏考”,云南省文化局编《云南剧目选辑》第2期。
李兴唐、郭伟然
1959 “我省又一地方剧种——关索戏在发掘整理中”,原载〈小戏报〉2月7日,中国戏曲志云南编辑部编〈关索戏志〉126页,文化艺术出版社。
张询
  1995 “大甲妈祖进香仪式空间的阶层性”,黄应贵编〈空间、力与社会〉,台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
Colin Young
     1995  Observational Cinema. In Paul Hockings (ed.), Principles of Visual Anthropology. New York: Mouton de gruyter.
 
 
 
 
 
 
 
 
 
 
 
 
 
 
 
 
 
 
 
 
 
           


[1] 王兆乾 1985。
 2杨应康 1992。
 3龚向庚 1986。
 4杨应康 1992。
 5关于进香与朝圣的意义,参见张询 1995。
[6] 杨应康 1992。
[7] 杨明 1983。
 8薛若邻 1990。
[9] 李兴唐、郭伟然 1959。
[10] 该报告书为龚向庚老先生所赠,是他自己写的手抄本,抄了多份,送给来访者。
[11] 郭净 1998。
[12] Colin Young 1995.p101
[13] 澄江县文化局已经把关索戏定为“文化旅游”的主要项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