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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述史在美国有严格程序,中国还需建设”

时间:2020-05-29 16:3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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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娜是第一位在美国接受完整公众史学训练的中国学者,拥有近十年在亚洲、欧洲和北美洲主要历史城市的实地研究经验。2006至2012年先后在美国马萨诸塞大学环境研究所、加拿大康克迪亚大学口述历史中心、美国旧金山大学担任科研和教学工作。2013年春,任重庆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访问学者;同年秋,作为青年百人引进人才受聘于重庆大学。在“历史嘉年华2013”举行期间,早报记者对她进行了专访。

  

公众史学基础是受众

  东方早报:Public history在国内有很多提法,包括公共史学、公众史学,过去还有民间史学、应用史学等,你觉得比较合适的提法是什么?

  李娜:这个术语在美国没有争议,但在中国,包括其他非英语国家可能就会有问题。目前主要有两个版本,公共和公众,学界也有分歧。我个人喜欢用公众,因为感觉里面更有人性,三人为众,而公共好像包含着一种一致性的追求,与多元性相违背,但public history本身强调的是在活跃的积极思索的空间里,进行历史知识的传播、解释、探索。公众就显得更有历史中的人性,体现受众为基础。至于应用史学,可能是比较早期的提法,但我们早就证明了我们不是将象牙塔里炮制的知识应用于实践,我们本身就是历史学的分支,有前沿的文章,有实证内容,希望将来在中国也能有期刊、年会、章程等等。至于民间,美国没有民间和官方这样的分类,所以这个说法并不合适。

  东方早报:你作为第一位完整在美国接受公众史学训练的中国学者,并且一直在海外相对成熟的环境中进行相关实践,为何选择回国?

  李娜:在美国公众史学的年会上,我是第一个华人面孔,我导师当时就跟我说,如果中国也能开展自己的公众史学研究那就太好了。我回来,确实是希望帮助国内完成学科的建设。

  公众史学面临的隔阂,不仅在实践与学院中间,学院内部也有很多,在美国这个学科也没有完全被科班出身的历史学家所接受,他们可能始终觉得我们是“应用”。回国也是看到了国内有一定的公众史学产生的基础,新媒体的兴起、一些实践者的努力,像历史嘉年华这样的活动,令我非常吃惊,原来国内已经做了这么多。但是空间还有多大?怎么让社会接受、受众接受、体制内接受,还需要一定过程,而我愿意为此进行尝试。我们是始终跟受众在一起的。

  东方早报:但博物馆学也在强调与受众的关系,与公众史学的界限如何厘清?

  李娜:是的,我回来才知道国内博物馆、档案馆有自己的一套体系,而且很强势,毕业生可以直接进入系统工作。但在美国,其实公众历史很多培训项目都是以博物馆为方向,这就是实际应用中的差异,我们正在考虑在文博体系之外,将公众历史与城市研究、本地史研究结合在一起,比如做一些城市保护、空间遗址保护等。目前的博物馆可能还是比较缺跟公众对话的机会,公众去参观时,就是看到几个东西放在那里,没有语境,不知道怎么回事,最多有专人讲解。但我们希望在讲解之外,还有一个与公众的沟通平台,收集反馈信息,从中得到启发,还可以引入一些本地社区的特点,针对此做一些讲座,让博物馆做得更活一点。

  

美国口述史研究有严格执行程序

  东方早报:在美国学公众史学需要接受哪些训练?

  李娜:我们的训练非常严格,最简单的例子,就是我们的课有4个学分,而其他很多课程往往是2-3个学分。训练过程里自然包括读前沿理论,也要求直接进行实践,与团队、受众沟通。还有实物呈现的部分,比如在博物馆里,挑选一个瓷瓶,研究怎么让它在公众历史相关的领域进行呈现,与公众发生关系。那我没有瓷器知识的储备,就需要查资料、看现场、team work,这种训练会花很多时间,远远超过规定学时,晚上常常要工作到凌晨两点钟。但做出来就很有成就感,相关的社区非常喜欢这样的内容。我们会要求在实际场景中锻炼技能,参与社会实践。

  东方早报:在美国做口述史需要什么流程?

  李娜:在美国,口述史研究有严格执行程序,不管你是用于研究还是出版或者其他目的,首先需要备案,提交申请,列出你的研究课题、受访人群、时间、提纲等,完成备案的程序。这是进入现场前需要完成的。

  在正式采访之前,需要向受访对象说明情况,比如我是要用于学术研究,还是用于发表,还是只是我个人兴趣,我会不会涉及商业用途,涉及隐私等等,由受访对象签字确认。其次我需要介绍,我是否会录音,你是否允许,如果录音我是用什么手段,比如录音笔还是摄像机等。第三,我需要说明受访对象随时有权中止采访,比如有些人因为身体原因无法接受长时间采访,或者因为涉及过去有人心理上无法接受等等。比如一些老人,就不能超过一小时的采访时间,如果有一个3小时的采访,就必须分三次进行。这些是采访时必须执行的程序。

  采访完成后,我把录音整理之后,必须让受访者重新过目。在研究成果发表之前,我需要再让受访者确认,得到回馈后才可以发表。比如说我最近要结集成书,那我必须再一次向30多个受访者发邮件,把跟他们相关的部分附上,确认他们同意才能出版。这是我们必须遵守的程序。就我所知,美国与加拿大都是非常严格遵循这样的流程的。

  在美国这套程序已经非常成熟、制度化,你所需要的只是遵循,但在中国,可能还是需要从无到有建设的,但我们希望我们培养的学生,不管在什么环境工作,都希望能够执行,保证信息的平等、透明、开放。

  东方早报:国外似乎已经有口述史软件的存在,它主要是什么作用?

  李娜:我在加拿大做口述历史研究的时候,当时已经有口述史软件的应用,比如在网络平台上的大量信息,放在一个数据库里加以分析。在我2011年离开加拿大时,这个软件还在第一阶段,而现在已经是第二阶段,就是受访者之间的信息可以沟通了,比如我说这个地方我爷爷曾经住过如何如何,而你也有相关经历,就可以补充我的内容。这样的话交流不会断掉,是活的历史,也能证明材料的原真性。通过口述历史的比较与交流,可以挖掘出很多一般档案馆、协会查不到的东西。而且我们可以将这些信息进行分析、解构,如果10个人同时提到了集体记忆这个词,那我们就会再度进行搜索、查询,分析原因,确定下一步的研究主题。我相信在国内也可以开发这样的系统。

  东方早报:口述历史如何处理历史与记忆的关系?

  李娜:通常而言,史学界认为记忆不是历史,历史也不是记忆:历史是事实,是文本,而记忆总是不可靠。但公众史学界自上世纪70年代末,提出公众历史是与公众记忆联系在一起的。挖掘一个建筑、空间的历史时,如果只看到这个建筑是什么时候建的,什么类型的建筑,这是不够的。我们希望还能将人的因素挖掘出来,看到公众对于这个建筑有什么样的记忆,哪些是共同的,这就跟刚才发现的历史是不一样的,属于另一个层面的历史。但这一种历史,往往不被规划的人、建设的人所重视。我们希望能够通过公众历史,通过口述史,将这类空间中的情感内容挖掘出来,放在公众平台上供人交流。在这种意义上,记忆本身就是历史,而不是通向历史的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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