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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文学史青年学者工作坊”研讨会圆满结束

时间:2020-05-24 15:3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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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8月14日至15日,由重庆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以下简称高研院)、上海大学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中心和华东师大批评理论中心联合主办的“当代文学史青年学者工作坊”首次学术研讨会在仙女山学府大酒店成功举行。来自上海大学、华东师范大学、西南科技大学、中国社科院文学所、台湾师范大学、复旦大学、许昌学院、信阳师范学院、上海交通大学、内蒙古财经大学、暨南大学、观察者网的十余位青年学者提交了高质量的学术论文。高研院名誉院长、学术委员会主任张旭东教授、高研院兼职教授、上海大学文学院教授蔡翔、高研院兼职教授、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罗岗、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倪文尖、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研究员董之林、中国社科院文学所副研究员何吉贤、北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蒋晖、中国艺术研究院副研究员、《文艺理论与批评》副主编李云雷等参加会议并对青年学者们的论文进行了深入点评。

会议为期两天,由七场研讨和一场圆桌讨论组成。每场研讨由两到三人发言、一人评议,主持人在评议之后组织讨论和回应,气氛十分热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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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场研讨由蔡翔主持,何吉贤点评。赵牧在题为《光明的指向?——以丁玲及其< 我在霞村的时候>为中心》的论文中,通过对文本的细读,揭示了丁玲的小说与作者及其笔下人物晦暗不明历史的互文关系,认为作者试图以这篇小说来进行隐晦的自我辩解,但这一努力并不成功,导致丁玲和《我在霞村的时候》在共和国的动荡岁月中载沉载浮。王大可的论文《历史中的“乡村”与“个人”——重读< 创业史>》选取了柳青的《创业史》和路遥的《人生》这两个经典文本进行对照阅读,通过对《创业史》中改霞这一人物形象的讨论,展现了她在“纯洁的爱情和热烈的事业心”之间感受到的矛盾,并由此认为,柳青在改霞这个人物身上寄寓了自己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中合作化与工业化、国家图景与个人选择之间关系的思考。

第二场研讨由董之林主持,蒋晖点评。朱康从文类的角度对赵树理的文艺创作和文艺思想进行了富有思辨色彩的考察,在《“能说的”小说:赵树理的文类学和文类政治学》中指出,赵树理力求树立超越评书与新小说的小说类型:“中国评书式的小说”,而这一形式创新具有丰富的政治意涵,与赵树理立足于民间传统、鼓吹人民大众的文艺民主权利的立场息息相关。袁洪权的《曹桂梅:被遗忘的“工农作家”》细致梳理了新中国建国初期文艺工作的史料,重现了曹桂梅作为卓有成绩的“工农作家”被中南区文协选送到中央文学研究所学习之后反而湮没无闻的历史过程,并主张通过考察工农兵文艺工作者的培训反思意识形态建设的方式、路径及其局限。

第三场研讨由何吉贤主持,董之林点评。刘卓的论文《作为观念和历史的“人民文学”——从延安文艺生产活动看人民主体性问题及其美学内涵》试图对延安时期的文艺生产进行新的宏观界定,认为人民主体的生成与文艺创新形成了富有生命力和创造力的互动。朱羽对过往的文学史叙述中简单化、标签化的“新民歌”进行了重新审视。在《叩问“自然”的界限:“大跃进”中的劳动和艺术》一文中,他提出,应以“自然”和“劳动”为线索,对“大跃进”时期的新民歌和新壁画的形式和内容进行理解和阐发。

第四场研讨由李云雷主持,罗岗点评。吕东亮的长文《十七年诗歌批评的形式焦虑和创新困境》指出,自新诗诞生以来,形式问题一直是制约新诗发展、成型的核心问题,关于形式的焦虑在建国后由于文艺一体化领导和组织的要求而变得更为剧烈和集中。新中国诗歌界为化解这种焦虑付出了艰苦卓绝的努力,这在十七年时期的诗歌批评中清晰可辨。尽管如此,该时期的各种诗歌创作,即便是较为成功的诗人、诗体和诗作,也未能突破艺术上的困境。王葱葱的《阴谋文艺与革命悲剧——重读< 欢腾的小凉河>》对尘封已久的《欢腾的小凉河》进行了严肃的学术考察,凸显了电影内在的矛盾冲突及其反映的政治路线斗争,也指出了这类文艺作品在形式上的致命缺陷。

第五场研讨由倪文尖主持,张旭东点评。戴哲以《饥饿、财产、尊严与小生产者的梦想——1980年代早期的乡村故事》为题,对《犯人李铜钟的故事》、《李顺大造屋》和《乡场上》这三篇有代表性的小说加以解读,认为1980年代的乡村叙述通过将“饥饿”、“财产”、“尊严”三个符号组织进自己的话语体系,从而建构起关于“小生产者的梦想”的乡村叙事,或者说一种自足的日常生活空间。然而,这样一种饱含情感、理念和希望的叙事,也留下了预示未来矛盾冲突和危机的线索。林凌试图挑战关于汪曾祺的主流论述。他在《抒情作为史诗的完成——关于汪曾祺的一种解释》中认为,汪曾祺从未外在于他的时代,用写作表达所谓“最后一个士大夫”的文化理想;相反,他的小说和一些同时代作品一样,通过对“集市”的赞美,从审美的角度建立了改革早期的总体性政治世界构想的正当性。

第六场研讨由蒋晖主持,李云雷点评。余亮以《闯入1980年代的工人作者》为题,使用社会学研究方法,访谈了钢铁工业城市马鞍山市近40位昔日文学青年,深入其生活史、阅读史和写作史,通过研究这些作者观察和思考1950-1980年代整个社会主义文化政治的内在逻辑和冲突。在《工人主体的失落与重构——“主旋律”大厂小说研究》中,汪荣认为,“主旋律”大厂小说不仅再现了“改革”的主题,也关怀了这一历史进程中的个体生命。工人主体的“自我形塑”则不仅有自我意志的构造,还有意识形态的询唤和操作。大厂小说试图通过重构直面并适应市场的工人主体来恢复其尊严。吕永林的论文《九十年代的色情——卫慧小说的历史隐喻功能》细读了卫慧的小说,认为其文本真切乃至深刻地记录了九十年代的现实、情感和欲望,因而在文献意义上或可成为某种“永垂不朽”的文本。

第七场研讨由罗岗主持,倪文尖点评。黄文倩的论文《唯情与失语:后革命时代理想主义者的主体困境——以邱妙津< 寂寞的群众>、赖香吟< 翻译者>与< 其后>为例》分析了台湾作家邱妙津及赖香吟的两篇社运小说,并将赖香吟引起较大反响的《其后》(2012)视为对前两部作品的主体困境的再回应,一方面思考台湾解严后,理想主义知识分子的主体/行动困境、历史生产与克服的尝试,另一方面,也将他们的状态,视为二十世纪以降,世界革命历史挫折下的一种结果/谱系。王宇平在《“新中国文艺”的海外空间:香港左派电影与新中国文化政治的多样性——以香港左派影片< 阿q正传>为中心的讨论》中,梳理了“香港左派电影”、“社会主义电影”与1930年代“上海左翼电影”之间的复杂关系,认为“香港左派电影”与“新中国电影”双重定位之间的博弈决定了1957年摄制的《阿Q正传》的命运起伏,并指出,香港左派电影是新中国文艺的特殊组成部分,是其所拓展的海外空间的具体呈现;只有在新中国文化政治的整体视野中,才能真正理解香港左派电影的核心价值,理解它在具体历史时刻所具有的力量和意义。

在最后的圆桌讨论中,与会的资深学者进行了视角不同的总结。何吉贤作为《文学评论》的编辑,对青年学者的论文写作提出了意见,认为许多论文在谋篇布局、史料辨析和材料与观点的关联方面,还有提高的空间。此外,文学研究受史学、社会学和批判理论的影响,宽度增大,需要凸显文学研究者的优势和独到之处。董之林基于自己长期从事当代文学尤其是十七年文学研究的经验,表示以这一时期的文艺创作为研究对象的文章存在没有细读甚至没有读过作品就加以武断的否定和批判的情况。她认为,尽管学术研究不可能完全回避个人情感和经历,但仍需要和研究对象拉开距离,保持必要的客观理性。蒋晖认为两天的讨论具有很大的信息量,与会者在方法论上可以互相启发,根据有差异的理论资源和知识来源砥砺思想,共同提高。李云雷认为,文学史研究可以通过与当下文学批评的互动,发现当下的问题,打开视野,从新的角度回顾文学史。倪文尖认为,在研究中,应在思辨上高估课题的难度,高估对手,增加反思性,同时降低单篇论文的难度,如字数、论题大小,力求可操作性。罗岗表示,要以文学研究为自己的事业,就要抓住自己的课题不放手,深入研究。他还表示应借鉴国外的文学研究者如美国学者研究本国文学的方法。张旭东指出,学者应学会形成问题领域,学习处理史料的技巧和方法,并善于运用学术制度,使教学和科研相得益彰,最后还需要把握体制内的学术脉络,在不同的环境中有效地表达自己的观点,使中性听众乃至反对者能够接受。蔡翔主张,学者要能够跳出自己的立场,反思自己,发现难题,回应问题。研究者既要通过阅读经典文学作品锻炼自己的审美感觉,也要锻炼自己的写作能力,要有能力讲述故事,论文不要直来直去,要学会拐弯和停顿,要能够在较短(如8000字)的篇幅中明晰而有力地表达自己的观点。此外,学者们还应通过互相阅读、引用和批评来达到共同进步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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