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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类学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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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铭铭
我从来没有真的离开过安溪。我工作在离安溪数千里之遥的北京,但我的学术工作,总是直接或间接地与安溪有关。我总是要借到闽南的任何机会到安溪“回访”,还鼓励学生到安溪考察研究。即使我没有“回访”安溪,安溪的形象似乎总是挥之不去。
文章基于《史记?司马相如列传》,重构司马相如的人生史和心态史,并以汉代“两司马”的经验与心态来透视 “士”与汉帝国“大一统”之间的关系,继而为分析司马相如在夷夏之间的“游”与“仕”,结合《史记?西南夷列传》、《华阳国志》等文献,揭示汉帝国的内外上下关系(特别是朝廷、区域、民族之间关系)与作为“中间圈”
某些西方学者将西方自身视为一个“宗教??宇宙论整体”,且将这个整体视作为近代社会科学观念背景,我同意这种做法;但与此同时,在理解近代西方社会科学时,我却又不同意将“西方”视作铁板一块,而主张注重研究近代西方学术的国别、地区差异及学派差异。就人类学这门学科的国别差异而言,欧洲就曾于19-20世纪之交在德国的
实行匿名评审制度,旨在杜绝学术界“人情因素”,使教授可以能更加自由和客观地判断学位论文的真伪与水平高低。考虑到论文匿名评审制度有其益处,我一直怀着热切的心情盼望着它作为“有中国特色的制度”而发挥其积极作用。
“民族文化大省”这个口号,与吴文藻关于“多民族国家”的观点是一致的。为了建设具有民族文化特色的省份,云南人费了许多心力。得到宏扬后,云南民族文化的“影子”变得越来越大。这本来是件好事。可是,我们现代中国人似乎因过于担忧旧有的那些文化的破旧性和无规模性,而总想变之为“黑牛大影”,使之成为新、大、空的文
私利对于涉及面至为广泛的“公共物品”的侵袭,或后者因为所谓“缺乏资金”而向前者“投降”,是中国改革中必需引起关注的问题。我们当中总有人以为,将所有本来应该是“不可交换”的“物品”变成“完全可以交换的”“商品”便是“现代化”了。
《中国之马达》有一个副题:“小资本主义的一千年”。作者葛希芝是我的同行,曾在台湾、福建和四川从事过相当长期的人类学田野工作。据我所知,她还是一位认真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向来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则,其以往发表的论著,多集中探索“民间意识形态”(民间文化背后的观念形态)。
对于遗产保护,我心情很矛盾:一方面,我欣喜地看到这有助于国人摈弃“文化极端主义”;另一方面,我觉察到遗产保护已有“运动化”苗头。我以为,文化遗产源于历史的积累,不可能一蹴而蹴地“再创造”。遗产保护是好事;好事无疑永远是事儿,但要留住这个词汇中的“好”字,我们就需要小心谨慎,防止好事变质
怎样更好的平衡国人所谓的“团结”(其中常隐含权力因素)与“效率”?这是教育改革必须面对的重大问题。理论上说,解决的办法是有的:一方面,教育管理部门要避免动不动以“下岗”来威胁教师,另一方面,教师也要避免动不动以“公平主义”来维护自身利益。不过,在我们这个国度,要实现这个“双避免”,实在并非易事
无论是中医还是西医,都不仅与科学有关,而且与社会生活紧密结合;疾病与医疗问题,不仅关涉到我们的身体,而且也关涉到我们的社会。因而,我们有必要防止将所有问题归结为“自然科学问题”的简单做法,以更开放的心态迎接有关疾病与医疗的人文学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