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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类学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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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铭铭
我深感时代的冷酷,在法律的力量胜过一切的国度里,情感若无法找到看得见的物的保障,看来也只好由它去了。我们这个曾经是那么“血浓于水”的宗法社会,正在面临着无情的“法的全球化”。
在一个“文明差异暴力化”的时代里,什么样的策略和行动能既可有助于保障所谓“文明”、“信仰”或民族国家自身的安全,又可有助于世界和平?亨氏的“文明冲突论”绝对不是灵丹妙药。然而,国际政治中“文明冲突”的现实存在,又使我们不得不承认,他的理论,实在有其解释现实的力量。
高等学府有等级之分,形成与收入水平挂钩的职称之别,那是正常的。然而,这些年来,国内高等学府出现了“过度阶层化”现象,实非正常。现象的出现,与工资基础上的所谓“岗位津贴制度”有关。“岗位津贴制度”设计的本意为:激励教师提高工作效率,通过给那些工作效率高、工作量大、贡献突出的教师高人一等的待遇。这一政策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李庄就是这么座小山,这么条小河。李庄让我这个教授感到尴尬……我反思良久;有鉴于自己在教学方面存在的缺憾,我计划在不远的将来,带学生去趟李庄,给他们补上一堂课
贵州因“落后”,而有它的“后发优势”。但是,单说贵州有“后发优势”是不够的,我们还应意识到,这个“后发优势”绝非仅仅是一种时间的滞后,绝非是指晚于其他省区的“大开发”,而是一种在保护中求发展的文化生态的可持续发展观。
云南这个地方,留下的古史踪影已不多,但文化的碎片,如同穿过树阴的光线,透过密密麻麻的游人的身影,让人遐思,给人的想象余地很大。
韩国申遗与中国何干?干系就是那漫长的“关系史”及在“国族思想全球化”过程中的被扭曲。当下“遗产”、“文化”、“传统”这些概念都“全球化”和“普及化”了,但它们到底有什么含义,理解的人并不多。无论是中国人还是韩国人,如今都心存一种“国族中心主义”的文化观,这种观念致使我们在看待“遗产”、“文化”、
对于大学教育而言,教室的内部空间布局,实在是头等大事。西方的一流大学,教室一般有两种类型:一种是供老师讲通课的大教室(lecture room),这种教室的空间布局,与国内普遍所见的教室一样,区分出一个老师与许多学生各自形成的“二元对立格局”;另一种则叫做“seminar room”(研讨室),在这种教室里,老师与同学围坐
21世纪的中国,在世界物质文明中的地位会越来越高。然而,与此同时,我们这个国家会给这个世界带来丰富的精神财富吗?“东施效颦”并非我的主张,对于“文革遗产说”的某些内容,我更无法不保持警觉。但牵涉到我们时代的精神缺憾问题,我敢于表明,即使是不一定妥帖的观点,对于我们的思考,都会有重要启示。我们应有胆量来
不要过度崇拜新的规章制度,许多不如意的事,要从我们的“心史”内部寻求背景性解释。破坏遗产的事,屡见不鲜,屡禁不止,其中原因在于,我们并没有从文化观念的历程入手,认识我们的历史处境。若要具有成效地保护遗产,对干部和建设者们进行这方面的人文学教育,是首要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