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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类学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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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铭铭
教育管理者在提高博士生待遇方面所做的努力值得赞赏,但其措施“落到实处”后所实际造成的结局,却有令人费解之处。这些年来,中国出现“学位大跃进”,博士生数量迅速增长。在这样的情况下,增加博士生待遇,必将给学校带来财政负担。
《大转型》是针对将西方文明表现得淋漓尽致的第二次世界大战而写的。战争期间,盟国的喉舌将所有祸根归咎于“专制国家”和“军国主义”,流行于民间的理论更是局限于就祸端谈祸端。犹太人卡尔也是纳粹的受害者。然而,在理论思考中,他表现出一种特殊的超然和冷峻气质。对于卡尔来说,20世纪上半叶的两次世界大战,与19世纪
如果说柏林墙的旧有存在,曾标志着一种世界性的意识形态“二元对立结构”对民族国家疆界的毁坏,那么,也可以说,柏林墙的拆除,给我们带来了一个再度超越民族国家疆界的“一元化”结构??这就是普遍化中的市场逻辑。
于我而言,香港与内地高校争一争只有好处没有坏处??至少,这一争,能使双方(特别是内地)感到有压力,使各自(特别是内地)奋发图强。
2005年4月9日至11日,受王铭铭教授之邀,三位来自云南、四川地区的民族文化研究者在北京大学开办了讲座。讲座在北大英杰中心第三会议室举行,讲座人张锡禄先生(云南大理学院)、曾维益先生(四川平武县方志办)、马尔子先生(四川西昌民族研究所)就西南地区民族文化研究的个人经验展开讨论。讲座由王建民(中央民族大学)
现代私塾“孟母堂”引起的争议,让我想起费孝通先生生前跟我说过的一席话。三年前,我曾有几次机会向费老请教,有次,我问及他对传统教育的现代命运的体验,出乎我的意料之外,费老竟说,他那代人出国留学在是出于不得已!费老说,“清末时,官学与科举制度衰亡,在乡间私塾上学的学生失去了升学与为士的机会;读书与为士脱
最近几十年,人类学已经对大写的Other(他者)概念展开深入的研究,颇具批评性。很多人致力于研究、分析和批评人类学的话语(即,人类学作为殖民主义和现代性叙事的话语),他们指出,这些话语将人类学家研究的“对象”或他者视为的被研究者的“地方史”和“生活世界”的某种“校改”。与此类批评他者概念的做法相比,关于另
相当长一段时间以来的中国人文学,多焦聚于中国自身。我们喜欢看自己。尽管“看自己”不该以拒绝审视他人为前提,但数十年来,知识上的这种“自力更生精神”,却害得我们丧失了深度了解世界的愿望。人文学,应以事例诠释整体世界。中国人文学若缺乏世界解释力,或缺乏在自我与他者之间跨越的本事,则即使我们再渲染
西方人类学名著提要》(以下简称《提要》) 的主旨, 是向读者介绍西方人类学家的主要代表之作, 意在使读者在把握人类学这门学科的局部知识的基础上, 初步了解它的思想演变脉络、理论革新概貌及方法转变过程, 从而理解以这门学科的研究为天职的人类学家的主要关怀和思想视野。
从远古时代“玉”的脱颖而出, 到上古时代玉标榜王者与贵族身份中的核心作用, 到稍后士大夫对于玉进行的道德主义再诠释, 至迟到孔子所处的年代, 玉已经历了两度重大文化价值改变。古人先是在新石器时代将脱胎于石器的玉器, 用于艺术与宗教目的, 接着于夏商周三代, 将这具有不同区域和巫术特色的新石器时代玉文化改造为一种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