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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菊华:近30年青年流动人口变动趋势

时间:2020-05-25 12:3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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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年人志存高远,勇于开拓,总是走在时代前列引领社会风潮,是最积极、最富生气的社会力量。兼具青年人和流动者双重身份的青年流动人口,在地域空间上的横向流动和世代时间上的新老轮替中薪火相传,以其最旺盛的精力和巨大的创造力成为流动人口中的先锋队和生力军,为我国的工业化、城镇化、现代化、科技化进程和人口红利的创造与开发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成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奇迹”的重要推动力,也是托举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核心要素。

  流动人口持续经历着新老交替,对他们在不同时代的特点和共性特征的梳理,既有助于加深我们对流动时代中流动世代的认识,也是对时代脉搏的一种映射与观照。把握青年流动人口基本特征的逻辑起点是清晰界定其年龄属性。虽然对“青年”的年龄下限已达成共识,约在15周岁上下,但对其年龄上限的界定却大相径庭,从25周岁到44周岁不等,由此必然带来对该群体结构特征认识的差异。以29周岁为青年人口的上限,基于1982—2010年全国人口普查、2005年和201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以及国家卫生计生委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等权威数据,以青年乡—城流动人口为重点关切,笔者发现,在过去30多年中,他们具有以下主要特点和变动趋势。

  1.总量持续增加,比例却有所下降。青年流动人口的绝对规模随时间的推移持续增大(数量过亿),但在流动人口总体中的比例却呈下降态势。群体规模的扩大与流动人口总量的快速增长密切相关。户籍制度的改革、交通条件的改善、工业化进程的快速推进、经济社会的发展、区域差异的扩大增强了发达地区和大城市对青年人的拉力,减弱了流动带来的经济与社会成本,进而使得乡—城之间、城—城之间的地域流动越发普遍。反之,他们相对比例的下降则与整个社会的人口状况和社会发展密切关联。过去40年生育率的持续降低,使得青年群体在整个人口年龄结构中的占比逐步收缩,而各级教育的扩展又推延了青年人步入社会的年龄,故青年流动人口占比的下降是经济社会与人口年龄结构变动的反映。

  2.性别结构由“女多男少”趋向两性均衡。在改革之初,沿海地区的工业化起步早,传统的制造和服务型企业为青年女性提供了更多的就业岗位,提升了她们在流动人口中的占比。但随着城镇化建设的不断加速,企业和社会对两性人力资源都有充分的需求,进而使得青年流动人口的性别结构趋于平衡。2000年普查资料显示,15—29岁的青年女性占57.19%,男性占42.81%;2010年普查数据表明,同一年龄段的青年女性占50.01%,男性占49.99%。其背后透视出来的可能是:虽然两性流动人口的规模都在增长,但女性因婚姻家庭责任,在一段时间内可能回归家庭,致使其占比降低,性别结构经历从“女多男少”向“男女平衡”变化;同时,该趋势突显出随着城镇化的发展,社会可为两性青年人口提供相对均衡的跨地域工作机会。

  3.正规人力资本提升,首次外出年龄推迟。全国第三、第四和第五次人口普查及2005年小普查资料显示,不同时期青年流动人口的受教育程度多在初中及以下,从80%到60%不等;2010年,新生代农民工的平均受教育年限达9.8年,基本消除了文盲,受过大专及以上教育的占比明显提升。国家卫计委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表明,2015年,16—29岁的乡—城流动人口仅受过初中及以下教育的比例约占一半,即有近一半的人受过高中及以上教育。这是由于1986年我国颁布实施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要求所有适龄儿童都必须接受九年义务教育。随着受教育程度逐步提升,正规人力资本得到更多积淀,也使得首次外出的年龄渐进后延,从而降低青年流动人口在全部流动人口中的占比。

  4.经济目的是流动主因,发展导向日益凸显。1980年代,流动青年以学习进修、旅游、探亲居多;1990年代,对收入和就业的追求是驱动他们外出流动的首因;2000年代,流迁模式仍以职业发展为导向、以经济目的为主,但流动原因趋于多元化,社会动因和发展动因增多:与1990年代的青年流动人口相比,此时务工经商的比例约占43%,低近19个百分点,而学习培训增加了20个百分点,表明流动目的渐由生存型向发展型转变。总体来看,正如笔者以前提到,青年人群的流动由以经济动因为主向经济、社会、发展等多种动因转变;流动方式由个体劳动力流动向家庭化迁移转变;流动形态由频繁的“钟摆式”流动向在城市稳定生活、稳定工作转变;流动意向由“外出务工、返乡养老”向扎根城市、实现融入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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