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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学术简历

时间:2020-05-24 14:58:45

编辑:admin

  学术贵创新。耄耋之年,创新乏力,学术活动已画上句号。这次出书,是由资深行家傅璇琮先生策划引起。我了解傅先生的造诣,情谊所在,不容我拒辞。

  按傅先生的策划,我还得提供一份概述治学简历和成果的五千字的短序,大概就是一篇学术人生的素描。这个方面我以往未细想过,现在试着勾勒一下。

  我青少年的时候,颠沛流离,未能获得稳定的求知环境。平凡的家庭未曾给我书卷习气的熏陶。那时是抗战第一,个人成长也是时刻心系民族存亡。后来流亡到大后方,碰上逐渐兴起的学生运动新潮流,青年人忧心国事,痛恨腐败政治,自然被潮流吸引。

  可以说,我的青年时代,读书求知的机会是靠自我奋斗,在缝隙中获得的。读书欲望虽然强烈,却不存在学术上有多大造就的志向和幻想。后来几经折腾,试过几个学科专业,终于落脚到史学领域之时,我充满欢心和干劲,也由于缺乏坚固的学识基础而战战兢兢。

  我起初的落脚点是北大文科研究所民国史研究室。此时我已经转而专注于古代史,研究民国史并不是我的愿望。我在先辈的指点下被安排参加近代史史料编辑。1952年院系调整,调入历史系中国古代史教研室。余逊先生过世,我被指定接替他在历史系的断代史教学工作,主要是秦汉史和魏晋南北朝史,兼教中文等系一部分通史课程。

  那个年代的教师,尤其是中青年,多数人都只能随着政治运动的风向飘移,难得有宁静治学和独立思考的条件,业务长进有限,我自然也是如此。我在政治运动之余,把教学当作一小块“自留地”,愿尽心尽力耕作,一来为学生,二来也让自己获得一点教员的奉献感。我的要求不高,阻力却是很大,常被批评脱离政治,这使自己长期感到压抑。

  学校也有科研任务。中国史的科研,风向所指,一是学术批判,其中最有影响的是批胡适,但持续时间不长;一是意识形态强烈的五类课题的讨论,向达先生谓之为“五朵金花”。批胡适,我被邀约,写过批判“实用主义考据学”的文章,发表在《历史研究》上。当时自己是初生之犊,以无知而忝列“新生力量”,但心里并非无畏。

  我自知所懂甚少,跟着风向在政治上上纲上线,折腾一番,学术意义是谈不上的,运动过后,事情也就忘了。没想到隔了近半个世纪,谢泳先生著文涉及旧日批判胡适一案,顺便说到我,说我当年所批“实用主义考据学”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也就是我自己后来治学的门径。谢先生的中肯批评使我自感惭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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