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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化进程中少数民族居住格局及民族关系的调适

时间:2020-05-24 15:0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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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少数民族居住格局是研究民族关系十分重要的内容,而且是衡量民族关系好坏的一个变量。随着我国现代化发展和城市化推进,各民族在城市的流动和居住越来越普遍,城市民族关系出现了一些新变化。对成都市的调查显示,成都市少数民族的居住状况是杂(混)居格局。杂(混)居格局的重要标志是不同民族在城市中均有分布,且大量少数民族人口与汉族居民互为邻里。其居住格局呈大杂居、小聚居状态。成都市民族工作的重心应放在对民族关系的调适上。

  【关 键 词】成都市;少数民族居住格局;民族关系;流动人口;民族工作;城市化进程

  【作者简介】魏新春(1957-),女,河北永年人,西南民族大学政治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民族地区社会发展。四川 成都 610041

  随着现代化的发展和城市化进程加快,各民族的人口流动越来越普遍,不同民族成员在一个城市一个社区中生活已经成为常态。特别是在成都这个西部大城市,各民族的居住格局是什么状况?存在什么问题?会对构建和谐民族关系产生哪些影响?认真调查,系统研究,提出建议,这是作为一个从事民族研究教育工作者应当关注的,同时也是一份责任。鉴于此,我们对成都市的一些政府机构、街道和社区进行走访,发放问卷,深入访谈,对成都市的民族居住格局及民族关系进行实证研究。相关访谈内容和调查问卷显示,成都市的民族关系总体上是和谐的,但也有一些值得关注的问题需要高度重视。

  一、成都市少数民族居住格局分析

  成都是四川省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西部现代化大都市之一。她既有古老的历史和底蕴厚重的“蜀文化”,又有丰富的物产和宜人的气候,这些因素也使之成为多民族汇集之地。成都市的少数民族可分为世代居住和新近进入两种类型。世代居住指的是20世纪50年代以前形成的一定人口或聚居区域的少数民族;新近进入是指新中国成立之后由于国家建设的需要,以求学工作或通过政府计划招工等形式进入城市且具有城市户籍的少数民族,改革开放后进入成都市没有纳入成都市户籍管理的流动人口也属新进少数民族。据成都市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少数民族人口为126939人,占0.9%。同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少数民族人口比重增加了0.36个百分点①。其中万人以上的有回族、藏族;人口在万人以下、千人以上的有满、羌、蒙古、土家、彝、苗、壮、朝鲜等8个民族。据成都市民族宗教局的相关统计显示:成都全市有55个少数民族成分,每年有近400万人次的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少数民族人口流动总体上和一般人口流动的规律是一致的。从总体看,今后仍会有大量少数民族人口进入成都。

  少数民族居住格局是研究民族关系十分重要的场景和变量,也是纵横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从历史看,相当一部分传承了单位制的住房系统。从现实看,改革进程中城市是社会剧变最集中的场所,居住条件的好与坏、居住档次的高与低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们的财富、社会地位、教育水平和社会权利。经过对成都市少数民族居住格局的调查分析,主要有五种情况:

  一是两个民族共同居住。不同民族成员在公共活动场所的表现往往容易成为评判他民族的重要方面。根据我们的调查,共同居住的邻里关系一般来说,不是取决于是什么民族,更多的是取决于居住者的文化修养。例如成都花园,这个花园主要居住的是汉族和藏族,物业管理人员有藏族、羌族和彝族。这个花园的物业管理人员反映,居住在此的三十几户少数民族居民待人非常友好,与物业管理人员的关系融洽。据介绍,这些少数民族定居者一部分是单位购房,属国家公职人员,文化修养较高;另一部分是从事宗教活动及经商的有文化者。而在武侯名园情况有所不同,该社区藏族业主约有50户,占小区业主的1/5。由于所处民族文化一条街,街道民族文化较浓厚,使得藏族同胞“只要到成都办事,就想到这里走走,把这条街(武侯祠横街)当做家一样”。物管会的管理人员说,尽管业主和业主之间有差异,但通过沟通能够解决问题。他们聘请在此居住的一位德高望重的藏族老同志帮助物管会调解一些邻里(主要是卫生习惯和生活习惯)矛盾。在我们的调查中,91%的人愿意与不同民族的邻里、同事、同学交往,因为大家都认可“同属中华民族,应和谐相处”,希望相互学习,增进了解。在社区里,也有文化水平不高的打工者和无业闲散人员。这些人的作为也直接影响着他民族对该民族的印象和评价。

  二是单位集体购房,单位出面管理的模式。成都作为省会城市,在政治、经济、文化、交通、讯息等方面的重要地位促使周边地区,包括各个少数民族地区的单位、机构、企业团体纷纷在此设立机构,甚至成建制地迁入。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以单位为中心的居住格局形式,人们居住在自己单位分配的住房中,形成一个个以单位划分的居住单元。新中国建立后少数民族有规模地进入成都定居,就是以这种单位形式进入的,特别是政府机关、教育文化事业单位。这种居住格局不是由经济地位或收入差距导致,而是以职业类型为标准。改革开放后,这种居住格局延续下来且发挥着作用。以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驻成都办事处为例,下属的39个厅局及地市在成都均有办事处,还有若干企业的办事处。据了解,西藏各单位在成都办事处有50-60处,人数估计在5-10万人之间,其中相当部分是藏族。又如成都天鹅宾馆地处一环路北段,前身是西藏职工疗养院,始建于1956年,据统计,2009年就接待进出藏人员15万人次。对于已经居住在成都的不同民族的调查显示,有83%的调查者对在成都生活满意或比较满意。同时,他们也把自己的生活方式展现给其他民族。

  三是分散购房定居,纳入社区管理的模式。随着城市化的发展,城市居住空间在不断地聚集、扩散,以成片、成规模的小区、居住区为主体的居住场所,不同的社会群体对居住需求的差异,使得居住以社区为基本单元,形成了多元化社区类型的居住格局。许多迁居到成都的藏族,将武侯祠及周边作为长期居住地。如上述的武侯名园居民楼,在2003年开盘时就有来自西藏、甘孜、阿坝、青海等地30多户藏族人家在此购房,到2007年,又有30多家藏族在此长期租房居住。西藏有购房意愿的人中有60%以上希望在成都购房,30%以上的藏族干部愿意在成都购房。他们希望在成都居住主要出于三种情况,即养老、子女读书和经商。作为分散定居者,特别是经商和务工两大群体,主要依靠的是社会网络资源,这种社会网络具有乘法效应,可以形成“锁链移民”现象。这种现象表明,每一个新移民会形成一个很大的潜在移民群,因而在居住上也呈现出小聚居格局。在我们的调查中,当被问及“你愿意居住在多民族社区还是单一民族社区”时,选择愿意在多民族社区居住者占调查总数的62%,他们认为共同居住的好处是“可以学习其他民族的文化,可以交其他民族的朋友”;当问及“你在学习、生活或者工作中与他民族合作是否感到困难”时,55%的人选择没有困难,认为彼此能够相互理解、相互认同、相互合作,选择有困难的主要集中在“语言不通,难以沟通,风俗习惯差异,思想观念差异”上。

  我们在访谈中了解到,那些初来乍到的新人,特别是打工者一般都会面临不适与尴尬,遭遇生存危机,但是他们往往会采取一些应对策略,经过一段时间慢慢适应逐渐好转。这说明移民群体的生存处境较为艰难,此时他们最需要的是因地缘关系形成的民族文化的支撑。这方面,西方社会的做法值得我们分析借鉴。

  在西方的城市中,尤其是美国城市中最为常见的大量的种族社区、移民社区,成为美国城市社会的基本特征。在美国,“隔离”特指某一人种或民族与其他人种或民族的分隔。“隔离”可能是自愿的,也可能是不自愿的,但他们都无一例外地是特定群体或职能机构在空间上与其他群体或职能机构的分隔。种族居住隔离已深深扎根于美国城市生活中,在黑人人口比较多的城市地区仍保持着比较高的居住隔离。②俄罗斯在规划本国城市少数民族的居住格局时,和美国的做法完全不同。俄罗斯研究者认为如果按照美国的做法使少数族群单独居住,会使独居的族群产生经济文化上的被剥夺感,进而在政治上与主体族群对立的意识不断增强,所以建立独立的族群社区不是一个好的办法,他们希望通过地方立法反对建立独立的族群社区的做法。③

  当然,我国城市出现的民族流动人口聚居区,如北京的“新疆村”、深圳的“苗族聚居区”等外来人口聚居住地,并不完全等同于国外的“移民社区”。民族聚居的格局也不是完全地因种族差别而形成的,呈现出的是一种民族融合的景象且分布于许多城市之中。如南京的七家湾回族社区、西安的北院门回族社区,都是民族融合的典型。[11](P.60)

  四是以经商为主租住房屋的模式。在成都市浆洗街及武侯横街,经营少数民族用品的商户约有400余家,其中藏族经营商户180余家,主要经营藏民族服饰、手工艺品、图书音像、藏传佛教用品及藏族风味餐饮,为来蓉的藏族同胞提供便利,增进成都市与西藏、甘孜等地区的相互沟通和交流,为促进各民族的交往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些街道已成为中外游客旅游场、体验民族风情、购物参观的一道城市风景线。④此外,彝族风味餐、羌族风味小吃、回族拉面、维吾尔族特色面食也不断出现在成都市街头。这些大大小小的商家及服务人员大部分租住当地房屋,虽然在城市中居住的这些民族商家对于本民族文化早已有了一致的认同感,但他们同时也坦然地接受了因受城市影响而发生的文化变迁现象,从而使其民族文化具有了多元性,亦使其居住的城市成为多元文化城市。

  五是无业流动人口非定居的聚居。改革开放以来,成都市出现了成批从一些州县农村自发流向成都市的无临时户口、无固定住所、无合法职业、无合法经济来源、无生活依靠的流动人口。他们主要聚集在火车南站和天府立交桥一带,活动范围在武侯区城乡结合部及成华区、金牛区城乡结合部。这些人自发聚居成群,昼分夜合,其生活方式及窘境与现代城市生活反差较大。这对于成都市的城市管理、社会治安、民族关系和社会和谐、城市民族工作都提出了严肃的课题。

  二、城市民族居住格局所反映的民族关系和问题

  成都市区少数民族居住格局的基本形式是杂居,若干个少数民族住户集中分布在同一单元的现象常见,各民族互为邻居的高比例是其典型特征。从调查问卷和访谈看,大多数被调查者认为:来自不同地域的不同民族散杂居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广泛接触,互相交流。这种状况使过去那种少数民族不了解汉族、汉族不了解少数民族、各少数民族彼此之间也互不了解的局面被打破,促进了民族之间的了解、理解和团结。所以,在成都市的居住格局上要包容共济,大力提倡不同民族之间的杂(混)居。当然这里的杂居,指的是大杂居,既包括不同民族之间在一个社区居住,也包括相同的民族在一起居住的小聚居,实际上成都市没有纯粹的单一民族聚居区。

  我们注意到,居住格局对民族间社会交往发生作用的程度因民族差异而有所不同,其中外部社会关系环境的压力愈大则居住在都市的同族人抱群内聚的意识愈强。以成都世居回民为例,过去那种以清真寺为中心的聚族而居,与汉族相对隔离的同心圆社区模式,住户集中,自成街巷,社区轮廓明显,这种群内聚居的格局是社会环境与文化的产物。新中国成立后,民族之间的平等互助团结使民族关系得到明显改善,加之城市建设日益频繁,世居的传统模式逐渐发生变化,聚居区人口不断外迁流动,不同民族互为邻里的现象增多、民族社区界域渐渐模糊。改革开放以后成都的民族居住格局进入快速变迁时期,迁移过程本身导致民族居住的分散及与汉族的混居。

  聚居既然是民族文化与民族关系的产物,其变迁自然会受到相关因素变化的影响。那么是什么因素促成了不同民族的分向流动?从调查看,民族因素在不同民族选择新的居住场所时的影响微弱,仅有4%的被调查者选择买房时会把周围的本民族人口作为条件,但其重要性排在生活方便、价格合适和环境好之后;而汉族居民则基本不关注邻居的民族成分,绝大多数人关心的是住房价格和生活方便程度及地理位置优越的街区。稳定的社会环境,良好的民族关系以及不同民族间广泛的文化共享,是少数民族聚居意识淡化,各民族能够交错居住的前提条件,而民族因素是精神层面的需要,民族分界意识在生存愿望实现后可能会有显著表现,如民族意识增强,内部信息传播渠道畅通,对政府的要求进一步增多等。这对成都市的民族工作,特别是今后的社区工作会构成一定的影响和挑战。

  从邻居间互相往来的频率和民族朋友建立的基础关系的比例分布可以看出:不同民族混居的居住结构是以邻里形式表现出来的,它虽然缩短了民族之间的空间距离,为扩大民族交往提供了一个新渠道,但调查也反映出人们并没有大量借助邻里关系调节生活。其原因一是因为现代住宅与传统的独立院落相比,依然具有较强的封闭性;二是各种传媒技术的迅速发展,使人们足不出户的时间量增大了。同时,由于现代生活节奏感的增强、人们生活水平的普遍提高、社会休闲环境的改善,使更多的人选择了家庭、邻里甚至社区以外的休闲娱乐和交往场所。从民族朋友依次为同事关系、同学关系、其它关系、邻居关系的排序看,民族混居的宏观格局,为各民族间的广泛社会联系和日常接触提供了条件,但人们目前利用更多的是发生在多种场合的更为广泛的社会交往,比如各种社会机构或组织。如各类各级职员所在的机关事业单位,师生员工所在的学校,工人打工者所在的各种类型的工厂企业等组织。而关注少数民族在城市发展的,是党政部门的统战部、民委、宗教局等组织。这样就会出现少量的少数民族和多个汉族打交道的情况,使少数民族成员有更多的机会从较大的汉族群体中选择朋友。

  在提倡民族杂(混)居的同时,我们也要注意以下一些问题。

  首先,要关注居住格局中的民族文化互动问题。现实情况以及调查显示,少数民族进城人员因为人数相对较少,而且基本上与各民族杂糅相处,面临生存遭遇与身份认同的困惑,也有文化认同的选择性社交障碍,然而更多的是面对汉文化以及与汉族交往,生产性合作、学习协助、商业往来、政治性合作、语言、通婚、交友、文化价值观的交流与冲撞等等,即我们所说的文化互动。文化差异性导致了民族交往及其冲突,至于冲突的产生,城市居民对少数民族的“概念化印象”也是原因之一[2](P.170-175),其根源不是文化多样性,而是文化非均衡性。冲突不仅表现在文化上,更多地表现在利益结构上,因此,政府应当通过提供优惠性政策和条件、灌输平等竞争的市场意识、维护少数民族的合法权益、解决外来少数民族子女教育问题、加强双方的沟通等来发挥政府在引导少数民族流动人口适应城市、加强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管理方面应有的作用。所以,要大力宣传不同民族的“双向适应”,少数民族人口带来的城市多民族化与文化多元化,是成都成为国际大都会的重要因素之一。

  其次,社区是不同民族居住格局的最小单元,因此要注重多民族居住格局下的社区建设。一是随着成都市少数民族人口居住的不断增加,由于思维方式、生活习惯、语言障碍等各种因素引发的矛盾纠纷会加大社区民族工作的难度,社区民族工作的任务也会越来越繁重。因此,我们建议通过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教育和各种民族团结进步活动来逐步化解矛盾纠纷;二是需要进一步加强对流动人口特别是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技能培训,城市化进程对于进入城市的个人而言其实就是在城市中找到就业岗位的过程,这对于少数民族进城人员特别是打工一族尤为重要。社区要了解他们的真实需要,尊重他们的风俗习惯,加大技能培训的力度,提高务工能力和多渠道就业的需要;三是一些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进入城市因缺乏劳动技能,不能保障基本生活,有的甚至铤而走险进行违法活动。因此,社区在保护他们合法权益的同时,还要按照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原则开展协调服务,依法履行职责。

  注释:

  ①参见《成都晚报》2011年5月13日,成都市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公报。

  ②参见马戎《民族社会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社会学有许多测量居住隔离程度的方法,其中最广泛使用的是种族隔离指数,也称隔离指数。指数范围是从0-100,0代表无隔离,100代表完全的隔离,这种指数衡量法是建立在普查基础之上的。另有五因素测量法是测量居住隔离最为综合的方法,五因素是指:1.种族不平衡;2.种族隔离;3.种族积聚;4.种族中心化;5.种族集中化。

  ③参见张俊杰《俄罗斯民族关系现状及改善民族关系的主要法律措施》相关内容。载于《俄罗斯研究》2008年第2期。

  ④参见冯敏《成都市藏族经商流动人口对多元文化城市的贡献》相关内容,载于《西藏研究》2005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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